以英国的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美学，也是20世纪前30年颇有影响的一个美学流派，其哲学基础是摩尔的新实在论和经验论的混合。贝尔1914年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理论，曾被当代英国美学家奥斯本誉为“当代艺术理论中最令人满意”[9]的一种。贝尔所说的“形式”系指艺术品内各部分和要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只有具有审美力的人方能发现：而“意味”则指不同于日常情感体验的特殊的、神圣的、高尚的却难以言说的“审美感情”；而能激起这种“审美感情”的艺术品的纯形式关系和组合（如绘画的线条与色彩），“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10]为了达到这种纯形式，艺术就要遵循所谓“简化”原则，“所有意在提供信息与知识的东西都是不相干的，因而应该去掉”。[11]这种纯形式应是“由艺术家的情感熔炼出的形式”，而不是符号主义者“由理智发明出来的东西；它们看上去生硬而僵化，就像活肌体中的坏死部分”。[12]弗莱认为人能过现实与想象“双重生活”，在想象生活中，人的整个意识都可超越现实功利而集中于生活体验的知觉与情感方面，艺术就是人的想象生活的表现。艺术观照所引起的情感只是一种关于形式的情感，由于形式的某种关系可引起特定的深刻的感情，与其他现实生活的情感反应完全不同。[13]很明显，贝尔与弗莱的形式主义理论的基础还是主体心理的非理性、超功利的“审美情感”。
与自然主义相呼应，同样发生过巨大影响的另一科学主义美学流派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也是马赫主义的直接后裔。其代表人物杜威的工具主义哲学在西方非常流行，但他直到晚年（1934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美学专著《艺术即经验》。杜威早年曾追随黑格尔，后来背离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转而奉行主观经验主义与工具主义。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作为“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的“纯粹经验”，强调“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14]。他把这种实证主义的所谓“经验法”用于美学研究，认为艺术是自然经验的延续和完善化，艺术和审美经验就来源于人的日常经验；他把生物学适者生存的原理推演到人的“经验”上，认为“与周围世界有着积极的、活跃的联系”的经验“具有强化了的生命力”，因而是“艺术的萌芽”；所以，美的形式只有凭借经验才能被人们理解，美的享受也只能依赖经验方能获得；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产生于人对过去记忆与对将来期望相融合而构成的“完整的经验”[15]。《艺术即经验》这部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发生了极大影响，它把桑塔亚那带有思辨色彩的自然主义美学彻底实证化、实用化，确立了20世纪美国美学的经验主义方向。所以比尔兹利说，该书是“20世纪迄今为止用英语写的（也许是用任何语言写的）最卓越的美学著作”[16]。
实证主义的逻辑化，是科学主义美学朝着不同于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另一方向的发展，其特点就是把美学研究导向语词、概念、逻辑与结构等方面的实证分析和具体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