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克罗齐认为语言与诗和艺术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克罗齐的观点明显地受到18世纪的维柯和19世纪的某些语言学家（如德国的洪堡）的影响。按照维柯的观点，人类最初的语言都是通过形象思维而不是通过抽象思维形成的，最初的语言是一种充满隐喻和幻想的语言，因此原始人创造的语言是充满诗意的或者说就是诗。受到维柯的影响，克罗齐也把语言与诗等同起来，认为：“人随时都像诗人一样地讲话，因为和诗人一样，他用谈话的、熟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印象或情感，而这些形式和所谓散文式的、叙述体的、史诗的、对话的、戏剧的、抒情诗的、歌咏的等形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深渊。”[29]克罗齐进而推断说：“艺术和语言的一致自然也包含了美学和语言哲学的一致。”[30]
第二，克罗齐认为语言学与美学的研究对象都是表现。他说：“说语言学不同于美学，就无异于否认语言为表现。但是发声音如果不表现什么，那就不是语言。”因此语言学与美学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表现。
第三，克罗齐指出，语言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它所犯的错误和美学相同。比如，人们常常争辩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心理科学，就像争辩美学是一种自然科学还是一种心理科学一样。再比如，在美学中有一种错误，即将物理的事实当作审美的事实，进而去寻求美的事物的基本形式，如把一幅图画分为线条、颜色、线条的组合与曲度、颜色的种类等。克罗齐认为这样分出来的各部分不是审美的事实，而是物理的事实，因为表现是不可分的。在语言学中寻求基本的语言事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把较长组的物理的声音分为较短组，克罗齐认为，单音、母音、子音，以及叫做“字”的音组这一切语言要素，单独提出来都没有确定的意义，都不能叫做语言的事实。
第四，从语言的起源与发展看，语言同艺术一样都是心灵的创造，“我们开口说新字时，往往改变旧字，变化或增加旧字的意义，但是这过程并非联想的而是创造的”。
第五，既然语言是心灵的创造，语言也就同艺术品一样具有独创性和不可重复性，“语言是常新不断的创造。已用语言表现过的东西就不再复演，除非根据已创造成的东西再造。生生不息的新印象产生音与义的继续不断的变化，即生生不息的新表现品”。
正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克罗齐才得出了语言学与美学是同一的结论。他进而认为：“在科学进展的某一阶段，语言学就其为哲学而言，必须全部没入美学里去，不留一点剩余。”[31]
从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来看，克罗齐恐怕是第一位认识到语言学与美学的紧密关系并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美学的西方美学家。克罗齐之后，瑞恰兹的语义学美学，盛行于英美的分析美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美学，乃至以德里达和德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美学，都从不同角度认识到语言学与美学的密切关系，这些流派的美学思想都具有深厚的语言学背景，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同语言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在“导论”中谈到20世纪美学的两个转向之一即“语言学转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而克罗齐在这一“转向”中的影响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