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理性转向”，主要是就人本主义美学而言的，这在前面已讲得较多了，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尤其不足以认识人类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世界；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一个远大于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如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以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如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等；美学就应当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人的非理性方面，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与突破，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这种“非理性转向”，给当代西方美学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和更新，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拓展。这种“非理性转向”在科学主义美学，如英国形式主义分析美学等观点中也有所体现。
其次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这主要是就科学主义美学而言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大的转向。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是什么”。针对这一质询，各派哲学分别从各自立场作了回答，从非常具体的水、火、土到相当抽象的“数”，这是他们对世界本质的基本看法。到17世纪，欧洲哲学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人们所说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turn）。在此“转向”上，哲学由对世界本质的探询转到了人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询。在这时，“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哲学的真理由自明的转为有待证明、有待检视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这一“转向”中起到了带头人作用。他认为，对一切公认的传统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用理性来加以批判，这一哲学立场成为对经院哲学推崇信仰的后拨，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经历“认识论转向”之后的欧洲哲学，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者侧重于追问“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侧重于探询“我们是怎样知道的？”两者各有特色，但都已将“认识论”作为研讨的重点。
由笛卡儿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在欧洲17世纪到19世纪的两百多年间成为哲学的主潮。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由于受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理论的启迪，更多地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相关，西方哲学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到语言学轴心。1915年，罗素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以前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只是语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学的问题。[3]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1918年出版的《普通认识论》也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在1930年发表的《哲学的转变》一文已隐含了“语言学转向”的提法，认为这种转向“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4]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题目即为“语言学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5]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转向”问题在学界已有了自觉。
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使得它的立论基点已大为不同。17世纪以前的哲学更多关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似乎弄清了它，其他疑难都可迎刃而解；认识论的哲学则是关注“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它要求在对世界作出判断以前，应先对认识的可靠性和可能性作出回答：而语言学的哲学则关注“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它对前两类问题并未简单否定，但强调要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
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语言学转向”首先体现在科学主义一脉里。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学的中心地位。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接受、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结构主义虽未执着于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但仍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Parole），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Language）或“普遍的语法”。
“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人本主义美学中也有所体现。早在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中，就提出了美学等于语言学的新观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看成“此在”（人）生存的家园，认为诗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伽达默尔同样也把语言置于解释学美学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非理性转向”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美学中，“语言学转向”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美学中；但这只是大体而言，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转向”在两大主潮中常常交叉重叠，很难截然分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两个“转向”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巨大覆盖面和普遍性。
两次“转移”和两个“转向”，从另外两个维度上展示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和理论特征，是对两大主潮的描述的必要补充和展开。
[1] 参见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2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6页。
[3] 罗素：《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4页，伦敦，1915。
[4] 参见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 罗蒂编：《语言论转向》，导论，3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