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对20世纪西方美学两大主潮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性对立作了初步的勾勒。下面，我们拟从研究重点和理论特征两个方面进一步描述20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
一是研究重点的两次历史性的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和创作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第二次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
19世纪的西方美学的艺术理论，占主流地位的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有种种不同，但在研究重点上却完全一致，即都以研究艺术家为主，譬如浪漫主义美学强调“天才”和“主体第一性”，因而主要关注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灵感等：现实主义艺术理论虽然把艺术真实性放在首位，但通过对作品的研究，还是把批评的重点落在艺术家身上；实证主义则更关注艺术家的生平、传记等方面的研究，试图与其作品互相印证。
20世纪的西方美学，一开始仍然延续了上述研究重点，如表现主义美学就是如此；精神分析学美学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如弗洛伊德把艺术家的作品与其童年、少年时代的心理乃至病理历程结合起来研究，以后者来解释前者；直觉主义美学仍然把重点放在研究艺术家的心理、意识活动上。
但是，从20、30年代起，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美学的崛起，西方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即从艺术家及其创作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作品研究为主。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不关心有关作家的生平与心理。到了结构主义，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罗兰·巴特声称，作品诞生后，“作者死了”，作者意图与文本无关。
关注的目光从艺术家到作品，这是当代西方美学研究重点的第一次转移。
20世纪30、40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在重点研究文艺作品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如英伽登认为读者也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萨特也对读者的再创造给予高度评价。结构主义美学后期也开始注意读者的阅读问题。到60、70年代的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则完成了当代西方美学第二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作品文本转到读者接受上来。这个转移直到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美学中仍然维持了下来。
20世纪美学理论研究重点的这两次转移不只是研究对象或重点的偶然转移，而且反映了美学观念的历史性、根本性变化。每一次转移的结果，导致对前一种研究思路和格局的总体性扬弃，从而引发整个美学和艺术学观念的全局性变革，正如美国文艺理论家汤普金斯所说：“由于把重点放在读者方面往往会先消蚀、后来又破坏客观的文本，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家就越来越致力于重新界定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起初只是重点从一部文学作品的叙述者向它所指的读者的一次小小的转移，结果却变成了世界观的改变。”[1]不仅从文本向读者的转移是如此，第一次转移也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这两次转移既体现了整个文艺活动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三个主要环节的逻辑顺序，也显示了20世纪西方美学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这种世纪性的“巧合”，究竟纯属偶然，还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又一次印证，倒是令人深思的。
二是理论上出现了两个根本性转向，即“非理性转向”和“语言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