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提出，现象学首先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2]他认为20世纪初欧洲精神文化危机的实质是知识的基础性危机，由于没有确实可靠的知识基础，各门科学的研究陷入了没有统一中心的分裂之渊。哲学被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撕裂，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招摇于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萎缩为目光短浅、各自为政的实证性事类研究，艺术则迷茫于虚无的荒原。针对这一情形，胡塞尔指出拯救之路必须来自一种“回到实事本身”的哲学思维态度与方法，亦即回到知识的确定性基础的思维态度与方法。
胡塞尔所谓的“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首先是针对“自然的态度”而言的。后者不假思索地相信意识中的对象是独立于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东西，并相信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可靠的。胡塞尔指出这种信赖和肯定是没有依据的独断，不过，反过来否定这种信赖和肯定也一样，因此，适当的哲学思维态度是暂时放弃这种自然的态度，对客体的独立自在性问题存而不论，即所谓“存在的悬置（epoche）”或“加括号”（einklammerung）。其次，“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又是针对“历史的态度”而言的。后者总是不假思索地相信历史给予的观念与思想的可靠性，并以此为基础来看待事物，相信如此得来的知识的正确性。为了防止这种自以为是的盲视，胡塞尔认为必须将既有的观念与思想放在一边，暂时对它们的正确与否存而不论，此即所谓“历史的悬置”。
胡塞尔指出在经过这两种悬置之后，我们就可能直接面对实事本身了。胡塞尔认为这实事本身即“纯粹意识”也即“现象”。胡塞尔论证说，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确定外部世界是否独立于意识而实存，也不能直接确定先入之见是否可靠，但我们可以直接确定外部世界和先入之见都必得呈现于我们的意识才与我们相关这一“实事”，因此，我们正在意识着的“意识”是确切无疑的。胡塞尔认为以前的哲学一直过分关心概念而过分忽视这种实在的“实事”或“现象”，因而它一直是在最脆弱的基础上建筑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知识体系。只有现象学，由于抓住了“现象”这一我们可以经验地肯定的东西，才为真正可靠的知识提供了得以建立的基础。现象学所说的“现象”，既不是一般所指的客观事物的表象，也不是客观存在的经验的事实或马赫主义所说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