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的提出，始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科学家和哲学家拉姆贝特（Lambert，1728—1777年）。他在1764年的《新工具》一书中首次主张把现象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认为真理不同于幻觉，而现象与幻觉是相联系的，现象学则是一门关于幻觉的理论，并试图把它运用到对认识的研究中去。此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明确以“现象学”为书名，反映了他已把“现象学”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实际打开现象学研究之路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Brentano，1838—1917年），他建立了所谓“批判主义的现象论”。布伦塔诺不同意康德把现象同自在之物分割开来，似乎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他认为判断不是依据统一的范畴而形成的表象的结合，而是在同存在自身的直接关系中形成的。所以，除特殊场合外，人们所说的关于现象的判断，实际上总是和存在自身发生直接关系。他提出了认识还原的观点，主张把关于现象的一切判断都还原成对存在自身的判断。布伦塔诺把精神现象分为表象、判断、情感作用三类，并且把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意向性”概念作为现象学的根本概念，强调一切精神现象都以“意向性”为特征，“意向的内在性只为精神现象所固有”，“可以把精神现象定义为意向性地把对象包含在其自身中的现象”。对此，胡塞尔评价说：“布伦塔诺把经院的意向性概念改造成心理学的论述概念是一大发现，没有这个发现，所谓现象学是不可能建立的。”
现象学的正式建立是在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1859—1938年）被公认为现象学学派的创始人。与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运动相比较而言，现象学与欧洲大陆的思辨哲学传统关系比较密切，对经验主义一般持否定态度。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而现象学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是比较关心的。分析哲学重视语言分析，重视形式化的研究，而现象学认为包括逻辑形式在内的语言形式的更深的一个层次是人的意识和实际的生活，因此现象学重视意识分析和“生活世界”的研究。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一般不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除外）、人类历史的目的问题，而现象学家大都认为它们是哲学探讨的永远不可抛弃的主题。
要概括出现象学的基本特征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现象学不是一种统一的学说，而是一场推陈出新的哲学运动。往往是老的哲学家的问题引起新的哲学家的重视，他们寻求新的途径解决它；或者是老的哲学家的方法被运用到新的领域中去，新的哲学家在运用中又发展了这种方法。即使胡塞尔本人的哲学也是不断变化的，他自称是一个哲学的“永远的”“探索者”和“漫游者”。因此，下面我们试图从现象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去勾勒与美学理论关系较为密切的现象学思潮与现象学家的思路。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一系列划时代的著作尽管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从《逻辑研究》（1900—1901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0年）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最后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仍然可以找到一条逐渐明晰的思想线索，其中始终跳跃着一颗鲜活的心，弥散着一种永不停息的宗教式献身精神。胡塞尔在1906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1]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出于一种深刻的伦理动机：人对自己以及文化所负的责任，只能对人类一切主张和信仰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检讨来完成，而现象学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