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运用存在主义哲学观点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悲剧问题。他对悲剧问题的论述主要在《真理论》一书中进行的。他认为，“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5]因此，悲剧知识的历史表达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人必须在各种情况下重新获得悲剧知识，把它的真谛融入自己的生命。雅斯贝尔斯之所以特别重视悲剧，最根本的是因为他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因为人作为存在总是处在一定的境遇中，从而会遇到种种挫折。“……人只有在具有这种悲剧知识后，才算真正地觉醒。”[6]因此，悲剧知识是人类超越其有限存在的一种方法。“悲剧的本质也就是展现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他指出：“悲剧兀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存在的恐怖方面，但这存在依然是人的存在。悲剧显露了它与人性未经探查的背景之间的纠葛。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7]因此，悲剧对于人的存在来说，一方面通过挫折揭示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由于得到净化和救赎而获得超越。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他的这种观点显然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具有净化怜悯与恐惧这类情感的作用。雅斯贝尔斯则一方面肯定了悲剧的净化作用，另一方面把悲剧净化说与基督教新教神学结合起来，把悲剧的净化作用与神学的救赎作用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手段。
悲剧不单纯是人的痛苦和死亡，而是人的行动。通过行动，人才进入必定要毁灭他的悲剧困境。悲剧极其典型地反映了人的存在的种种灾难、恐惧和紧张不安。雅斯贝尔斯说：“悲剧出现在斗争，出现在胜利和失败，出现在罪恶里。它是对了，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悲剧显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8]如果联系到前面所提到的他所说的个人的存在只能表现为死亡、焦虑、苦恼和罪过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他如此重视悲剧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把悲剧看作是“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的不和谐”。这种看法充分说明，他的美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美学。
雅斯贝尔斯还用新旧生命方式之间的冲突说明悲剧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生命方式说明了普遍情境和人们的思想行为模式。“当新的（生命）方式逐渐显露，旧方式还仍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9]雅斯贝尔斯的这种看法的深刻性在于，他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的不断更替过程来看待悲剧的诞生，从而看到了悲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他的局限性则在于他所说的生命方式主要还是一种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普遍情境，他未能用社会生产方式的交替来说明悲剧的诞生。而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雅斯贝尔斯还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悲剧产生于真实性力量的彼此冲突，这时，真理是分裂的。在悲剧中，每一行动者都展现出某些个别的真理，但同时也揭示出真理的局限性，这就造成了悲剧冲突。他的这种看法也与黑格尔所认为的悲剧是既具有合理性、又都是片面的各种不同的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的看法十分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