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反对把艺术与哲学对立起来的流行观点，认为艺术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家”。[8]因为小说家是创造者，他们不是在讲述故事，而是在创造自己的天地。即使康德这样的哲学家，同样也是创造者。尽管艺术是不断更新、不断创造着的，但是，艺术家摆脱不了思想家的约束，“他在思想家的作品中自我生成”。[9]艺术和哲学的相互渗透现象是美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荒谬的作品要成为可能，就必须要使思想在其最清醒的形式下干预作品。”[10]“艺术作品的产生是由于弃绝了使具体事物理性化的智慧，它标志着肉体的胜利。正是清醒的意识激发了艺术作品，但在这同一活动中，它又否定了自己。”[11]也就是说，艺术离不开思想，然而，思想在激发艺术作品产生的同时，又否定了自己，因为艺术作品毕竟不能**裸地表现思想。因此，“艺术作品象征着智慧的一种悲剧”，尽管它受到思想和智慧激发，然而又不能单纯地表现它们。在这里，加缪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了哲学和艺术的本质区别：作家“是依靠想象写作，而不是用推理写作……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12]加缪的这一观点既看到了艺术作品与思想性的联系，又看到艺术作品并不是纯粹思想的传声筒，无疑是对把艺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观点的一种批判。
另一方面，他把“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属于人的”强调为一条美学规律。我们知道，作为人本主义美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存在主义美学是以人为出发点、核心和归宿的。加缪的这种观点正是反映了存在主义美学的这一基本特征。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人创造的，讲的又是人的最普通的事情。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当然，作品只是他的经验中锤炼出来的一部分。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的重要之处与其说寓于自身之中，不如说是表现于它要求一个人所遭受的经历之中，表现于它所提供的克服他的幻想并且更加接近他**裸的实在的机遇”。[13]
加缪还更进一步地论述了艺术创造与艺术家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生存者，他明白在此生活是经历也同样是思索”。[14]艺术创造是一种荒谬的创造，这种荒谬的创造要求反抗、自由和多样性。艺术创造是赋予艺术家的命运的一种形式，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确定了他们。他的这种看法与萨特所说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所作所为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加缪的艺术美学乃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美学理论。他把“荒谬”这一概念作为自己艺术美学的核心，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在于暴露现实中的荒谬性。这一基本观点充分表现了其艺术美学的批判性特点，即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痛心疾首，要求在文学艺术中加以充分的批判，这无疑是十分积极的，反映了加缪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愿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现实同流合污的品格。同时，加缪对于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论述也富有启发性。这一论述既看到了两者的联系，又揭示了两者的区别，比较辩证地解决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此外，加缪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肯定，要求对现实加以反抗，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他的艺术美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渗透了一种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感。其次，他认为艺术家首先应是一个生存者，这种生存不在于活得好，而在于活得多，这种观点也包含了一种阴暗的心理。这些是存在主义美学的一个通病，当然，加缪也未能摆脱它们的纠缠。
存在主义美学家们在具体论点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以存在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基石，构筑起各自的存在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由于适应了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社会需要，所以存在主义美学在西方美学、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