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年）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和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2年）和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中。加缪把荒谬等同于笛卡儿的怀疑，并由此出发去建立人类的幸福。因此萨特把他称为“荒谬的笛卡儿”。“荒谬”是加缪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萨特不同，他不是把“荒谬”看成人的孤独和不幸境遇的基础，而是看成关于人和世界、人和自己的关系，看成人必然面临死亡的一种主观观念。他认为，世界是荒谬的。荒谬感首先产生自对于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他说，人们日常过惯了“工作—吃饭—睡觉”这样同一节奏的生活，一旦某一天，人们对此提出“为什么”时，荒谬感就产生了。当我们对于熟悉的世界突然感到不可理解时，当我们对于一个曾经爱恋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女人的面孔突然感到陌生时，荒谬感就产生了。“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1]产生荒谬的根源在于人对幸福和理性的呼唤与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因此，“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2]不过，在认识范围内，荒谬既不存在于人之中，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两者共同的表现之中，它构成了联结两者的唯一纽带。离开了人，荒谬也就不存在。加缪认为，自杀能消解荒谬，把荒谬带进同一死亡之中。因此，“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3]然而，这并不是说，加缪倡导自杀。相反，他是反对自杀的。因为他强调，人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反抗荒谬的世界。“……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4]据此，他说：“我就这样从荒谬中推导出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仅凭借意识的赌注，我就把那邀请我死亡的东西改变成为生活的规则——我拒绝自杀。”[5]
加缪用他的存在主义的“荒谬”学说来分析艺术问题，认为艺术创造就是生活得更多些，“创造就是生活两次”。[6]创造是对于存在的伟大的模仿。在加缪看来，人活在世上就应当多多生活，也就是多多经历和感受，随着经验和感受，就会产生表现这个在数量上不能穷尽的世界的欲望，于是艺术作品就产生了。“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而最关键的仅仅是它所作的描述。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但是，它第一次使精神脱离自身，并且把精神置于他人的面前，并不是为着使精神因之消逝，而是为着明确地指出这条所有人都已涉及但却没有出路的道路。”[7]可见，在加缪那里，艺术的本源就在于模仿存在，揭示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