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学派那里，语言被表述为功能系统，语言结构的功能性被视为一个对于语言发展来说决定性的标准，因此对语言材料的共时性分析是了解语言性质和特点的可能方式，但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对功能和系统的历时性研究同样重要，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单纯进行共时性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穆卡洛夫斯基建立起他的文学演变观。
与俄国形式主义者一样，穆卡洛夫斯基早期强调文学体系自身的内在演变，认为文学之外的那些外在要素不能直接解释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演变；作品的产生，与其说是作家的个性或宗教、经济，社会等外在现实的主观反映，毋宁说是文学体系自身演变的产物。这种自身演变就在于作品与既有的文学习俗与结构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穆卡洛夫斯基认为，从内在的“结构”与“习俗”的观点看，一部作品如果只接受既有的文学习俗与结构形式，对它们不作更动，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就只有消极价值；如果能将现有结构、习俗予以改变、重构，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才有积极价值。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那些个人主观或时代的观点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足以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要寻找一条根本的法则，综观整个文学史，唯一的标准只可能是：作品的新鲜程度以及对传统的突破程度。也就是说，该作品是否在文学演变系列中具有左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文学的演变，或者独创性作家的涌现，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或习俗的反动，同时也是新传统或习俗的产生与建立。这样，穆卡洛夫斯基就把文学史看作是语言规范不断被触犯的历史，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平行的自我运动。因此，文学史的任务是重建文学作品的演进系列，个别的作品需要按照与这个演进的关系做出估价。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个性和社会现实只是文学发展外在的、偶然的因素。
这种以纯“内部规律”解释文学史的企图，在理论上确实有偏颇，穆卡洛夫斯基本人后来也修正了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穆卡洛夫斯基说，“文学也是社会现象领域的一部分，社会现象领域由许多系列（结构）构成，每一系列都有自己的自主发展，例如科学、政治、经济、社会阶层、语言、道德和宗教等都是。但是，各个系列尽管都有自主性，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以其中任何一个系列为出发点，研究一下它的功能，亦即它对其他系列的影响，那就可以看出，这些功能也是结构，它们也是经常改组并彼此平衡的。因此，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不能先验地被认为优于其他功能，因为它们的相互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变化；但也不能忽视某个系列特有的功能（在诗歌艺术中就是同诗歌作品作为审美客体相关联的审美功能）的奠基作用和特殊性质”。
尽管穆卡洛夫斯基不得不承认文学演变的方向最终必然取决于文学与其他外在体系的冲突、倾轧、协调等关系。但他同时又强调，虽然变化的动机需要考虑外在因素的作用，但动机的刺激、效果以及对文学的影响程度，仍须以文学内部的情况、条件来决定。
二 文学符号学理论
穆卡洛夫斯基的著作大多是诗歌语言的研究。与俄国形式主义者一样，他的目的也在寻求一种驾驭诗歌语言的最高原则，对于文艺的一般理论，他的最具创见的贡献在于将文学视为一种“符号”，用“符号学”的理论与观点来分析文学与其他艺术作品，并将文学研究推展为“符号学”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