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马尔库塞还讨论了艺术的真理性问题。艺术的审美自律的王国是虚幻的，但它能够提供了更为“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颠倒的逻辑：在艺术的世界中，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显露出虚假性、荒谬性、欺骗性，而现实世界的种种非人性也反过来凸显艺术世界对于未来的真实承诺。因而，“艺术的无力的幻象的真理性证明了它的形象的有效性。社会越是明显的不合理，艺术领域的合理性也就越大。”[43]艺术通过疏离性的表达方式创造出在既成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的现实，在艺术的世界中包含着比现实世界更多的真实，唯其如此，对于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才构成了艺术的基本品质。正如马尔库塞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指出的：“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它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这与第一方面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又是对解放的期望”，“换言之，艺术是独立于既定现实原则的，它所召唤的是人们对于解放形象的向往”。[44]
综上所述，艺术的否定与批判以及对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期许都生长于艺术形式所建构的审美自律的王国中，艺术形式、艺术自律以及艺术真理三位一体，构成了马尔库塞的解放的艺术政治学。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艺术政治学的进一步思考并没有在经典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道路延伸，而从阶级和社会转向个体与心灵，转向“新感性”。这一转向不仅表明了马尔库塞由对从文艺与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现实关注走向审美的解决，而且也表明了他向审美乌托邦的最终退守。
“新感性”美学进路的提出具有现实和思想多重背景。就其现实的背景而言，由于技术理性、大众传媒以及资本逻辑的强大，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表象下，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感性的层面被压抑了，感性的压抑成为统治的手段之一，甚至渗透至人的本能领域，这是思考人及其解放之途的最大现实。由此带来的冲击之一就是，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分裂、溶解和整合，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与革命力量被极大削弱了；而学生造反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之外、曾受到马尔塞激赏和支持的另一支力量也已经走进了低谷，其革命性值得质疑。因此，在反抗现实的革命的意义上，新感性“产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中，这场斗争根本上致力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式，否定整个现存体制、现存道德和现存文化，肯定建立一个崭新社会的权利。在这个社会中，贫困和劳苦的废除诞生了—个新的天地，感性、娱乐、安宁和美，在这个天地中成为生存的诸形式，因而也成为社会本身的形式”。[45]正是在这种意味上，新感性已成为社会历史的实践，成为改变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之下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