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是在探讨艺术既植根于现实时代又超越现实时代，既从属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的辩证本性时提出其艺术乌托邦思想的。他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并不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它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它所根植于其中的社会时代，但在创造性方面则不属于后者。重要的艺术作品的经久不衰的魅力和伟大，显然是通过一种先在外观的完美和丰富的乌托邦意味而发挥作用。可以说，艺术的价值和魅力，总是存在于那些向终极预言的敞开的窗口之中”。在此，布洛赫一方面承认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承认艺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认为构成艺术真正本质与永恒魅力的，倒不是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性，而是超越意识形态而面向“终极预言”的乌托邦性。换言之，他把艺术的本质定位在表达人类乌托邦希望的预言形式。他进一步论述道：“即使是万世不朽的静态的艺术作品，也不完全受其短暂的存在基础和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有一种‘文化剩余物’在起作用。有某种东西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上和之下运动着。一旦该时代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衰朽后，只有这个‘剩余物’在以后的各个时代生存下来，并作为被作用物而得到保留，它从本质上是乌托邦的，与它相一致的唯一的观念就是具体的乌托邦观念”。[7]正是这种乌托邦性，使艺术作品能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局限而通向未来，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布洛赫也强调了艺术乌托邦的现实基础，他说，乌托邦是高度现实的，乌托邦意识拥有最客观的基础：物质世界、世俗事物本身是并没有终结和完成的，而是处于一种向理想的开放性状态，亦即是“一种其自身的自我本质尚未得到展现的状态”。[8]这就是说，现实世界本身是未完成的、向未来开放的，因为本身潜在地具有乌托邦性，艺术的乌托邦本性，只是真实地反映了世界的乌托邦本性，这里，“艺术作品真正表现的世界本身是根本没有准备停当和根本没有完成的”。[9]据此，他认为，正是乌托邦赋予艺术以生命，并能借助于艺术拯救和推动人类文化。他指出，“乌托邦精神存在于每一伟大的创造性言论的最终本质中”，“存在于贝多芬的音乐中”和一切优秀的艺术中，“乌托邦的作用是把人类文化从纯粹的沉思的懒惰中解救出来：它在人们已经真正达到的最高峰上揭示出人类希望的、真正的、没有被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内容”。[10]
布洛赫进一步把艺术的乌托邦本质具体化为对世界审美的幻想和想象的“超前显现”。他认为，艺术能在“历史—存在”层面展现人类自我的秘密，也就是展示人类的至善。如同伦理学的至善是对人类完满存在的完满显现一样，艺术也是“对人内在完满世界的超前显现”。[11]但两者显现方式不同，伦理学以“希望”和理想方式显现，而艺术则以象征方式，隐约地暗示人的内在世界在实现自身本质过程中对未来非异化的追求与渴望。他强调艺术是“对那‘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加以确切的想象”[12]，因而能揭示被隐匿的、尚未展现的意义，它面向未来，具有一种预示或“预先推测力”[13]，他说，艺术“能展示它所处时代尚未显现的未来内容”，“伟大的作品能表达一种过去时代于其中尚未察觉的不断预示性的新生事物”。[14]显然，布洛赫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内心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超前显现或预先推测，一种能展示未来本质的预言性幻想和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