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列斐伏尔从“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产物”这一实践人类学基本原理出发，对艺术和审美的本质作出富有创意的独特阐释。他认为，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已明确提出，“社会的人以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本身”，“劳动不仅生产个别物品或工具，而且也生产人的世界”。艺术和审美的本质应当根据这个原理来重新加以审视。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不仅是劳动，而且是人的劳动的最高表现。他说：“艺术作品在一定的（特殊的、单个的）对象上面集中或聚集人们的大量劳动。艺术作品是人的劳动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本身的最高表现”，就是说艺术集中体现了人的劳动改造世界与改造自身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而且是这两个方面的“最高表现”，它深深扎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艺术“是特殊的东西”，“是闪光，它突然照射着群众长期非自觉的和精心的劳动所得到的成果的一小部分。艺术既然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滋长，它就不能离开这块土地，因为它是靠这块土地的液汁来滋养的”。[5]列斐伏尔对艺术的本质从劳动实践这两个基本方面加以把握，并将它提升为人类全部历史活动（改造世界与改造自身）的“最高表现”，实际上已脱离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把艺术本质定位于上层建筑中特殊意识形态的主导观念，而且有把艺术和审美活动凌驾于人类其他活动之上的意味。
列斐伏尔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论述艺术的劳动本质，并进而揭示艺术和审美的历史起源。他强调艺术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它也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一方面，艺术劳动是人化的自然生活，显示“人类的自然本质”，展现“人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并作用于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另一方面，艺术劳动也要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在劳动的过程中借助于工具和技术手段战胜自然物质”[6]。因为任何艺术样式创作都要凭借一定的物质媒介和手段，都包含人对自然物质的改造。由此出发，列斐伏尔认为，艺术和审美就起源于这种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劳动中，起源于人通过劳动在改造外界自然的同时，也改造自身内部自然（器官）的过程。他引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类五官感觉在对象化的劳动实践中生成的论述后，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只是通过劳动，人类的自然性、生物性感官才逐渐被改造为社会性、文化性的感官，艺术和审美才从而产生。他说，“审美感（或审美力）是在历史进程中从自然感中成长起来的”，它以自然感为基础，但最终超越自然感而上升为人化的、社会的感觉，这是“一种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上所发生的辩证运动”。艺术和审美的需要，乃至艺术和审美的起源，最终应由这个辩证运动过程得到解释，“当感觉的器官丰富了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成了在一定阶段上所达到的文化的自然支柱、表现和器官；当感觉的器官渐渐成为文化器官（由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实践，而不只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化）的时候，这时就产生了艺术”。这里，列斐伏尔是从主体（人）在劳动实践中其自身的自然（感觉器官）被人化为文化器官的角度揭示艺术和审美产生的根源的。他还以各种艺术的不同形式的产生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艺术的不同形式来自感觉”，“不仅要把通常的五种感觉理解为这种感觉，而且也要把其他的感觉，如爱的感情、性的需要理解为这种感觉”，当这种感觉在长期实践中被人化后成为“‘人化的’天性，它们才能作为人的感觉而存在”，这种人化的感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正是艺术形式感的基础，也是各种艺术形式的来源，这样，“马克思对艺术理论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作了回答”。[7]实际上，这个回答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形式感、音乐感等论述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