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列斐伏尔提出，为了消除人类的异化、不幸和痛苦，就应当克服人与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对立，重新回归自然界，实现走向“总体的人”（totalman）目标。所谓“总体的人”，就是彻底扬弃了异化，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矛盾，达到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等和谐统一和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走向“总体的人”，也就是从人性的异化走向人性的复归。在他看来，只有走向“总体的人”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不过，在列斐伏尔那里，“总体的人”，还只是遥远的“最高理想”，只是人的本质的未来实现的目标，也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和人类价值的最高尺度，就此而言，“人的本质似乎还只存在于理想的形而上学之中”[3]，人的本质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达到“总体的人”。
由此可见，列斐伏尔的哲学紧紧围绕着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性的复归这样一个人本主义的思路展开，而以走向“总体的人”为终极目标。这一思路与卢卡奇以“总体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十分相似，显然受其影响。列斐伏尔的某些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哲学基础上的。
二 建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尝试
自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1932年首次在苏联发表以后，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自觉运用“巴黎手稿”的思想系统阐发美学理论的尝试，在苏联直到1957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才开始。而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却早在1953年就已出版，该书自觉从“巴黎手稿”出发，试图建构起一个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人本主义美学原理的框架。
第一，他明确提出要以“巴黎手稿”的基本思想作为美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注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艺术的社会学言论，而未从世界观、历史观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学的全部言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在于单纯的艺术理论或艺术的‘社会学’，而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而唯物史观的含义，在他看来，不仅有过去强调的一般说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而是“巴黎手稿”中展开的实践人类学的思想，即“人改造自然界，同时也改造自己。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产物”，因为这个最初由黑格尔提出的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发展，获得了新的影响和作用。这个概念成了他们学说的中心”。[4]这在“巴黎手稿”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换言之，列斐伏尔认为，“巴黎手稿”中的实践人类学和人本主义思想乃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的全部美学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唯物史观的这一新的理解之上，建立在“巴黎手稿”的实践人类学基础之上的，因而贯穿着一条人本主义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