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文化的这种实践性理解，和对实践哲学的文化阐释，葛兰西突出强调了在变革旧的社会关系、建立工人阶级国家的过程中，文化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主张实践哲学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独创的力量，同时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也就是主张一种新的、正在成熟的文化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种文化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只是经常在变化着的新与旧的结合，只是产生在一刹那间的与社会关系的均衡相符合的文化关系的均衡。只有在建成了（工人阶级）国家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提出了，并且要求得到彻底的解决。”[6]应当承认，葛兰西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很有前瞻性的。他看到工人阶级在对变革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随着其阶级力量的壮大，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新文化正在崛起和走向成熟；他尤其预测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更为突出。他是把文化问题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的课题来思考的，当作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个关键问题来探讨的。考虑到他的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他的文化学研究是紧密联系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的，而不是学院派的纯学术思考。
因此，葛兰西还把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阶级的文化统治问题。他以较为隐晦的语言指出，作为革命成败关键的政治领导权问题，必然包含着统治内容，“领导权这个政治概念的发展表明巨大的哲学上的进步，而不仅是实际政治行动中的进步，因为这种发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统一以及符合那种克服了常识并成为批判的（哪怕暂时还在有限的范围内）现实观的伦理”[7]；“既然领导权机构的建设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式，既然这种建设决定了意识的改革和认识方法的改革，那么这种建设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8]他的意思是：（1）领导权原为政治统治的概念，但现在发展为包含认知、伦理等因素在内的文化概念；（2）领导权的变革中如果能注入对现实批判的文化因素，肯定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领导权这一政治概念向文化学方向发展，是实际政治行动（实践）和哲学（观念）的双重进步；（4）领导权机构的建设不仅是政治建设，而且首先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育的建设，新的政治应体现新的思想文化的领导权；（5）这种建设也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是文化行为；（6）这种文化行为有助于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巩固和发展。据此，他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历史集团，任何一种确定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统治，而且需要思想文化方面的非强制统治。统治阶级的领导权中包括用思想文化灌输的方式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其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文化），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工人阶级国家，也包括推翻资产阶级旧的思想文化统治，建设、发展工人阶级新的思想文化的巨大任务。葛兰西的上述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统治的思想的阐述和发展，也被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关于政权建设也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也是深刻的、富有创造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葛兰西的文化学思想是他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行动看成与政治实践同等重要的实践，看成夺取和巩固工人阶级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却并没有走向否定唯物史观。他在强调文化独立性的同时，肯定了文化“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正是在实践哲学的文化框架下，葛兰西提出了他独创的建立“民族—人民的”新文学的美学思想。
三 倡导“民族—人民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