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对于客体的同一性强暴首先是主体对于自然的征服，在审美话语中则是对于自然的贬低和自然美的忽略，在此，黑格尔关于艺术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判断首先被摆出来：“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与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就比自然美高多少。”[79]阿多诺对此针锋相对的评论道，黑格尔的辩证法“看起来并没有出现在他对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见解中，至少是根本不够的。通过争辩自然中的美抵御依据精神而来的界说，黑格尔不正当的贬低了自然美的重要性。”[80]实际上，自从谢林将其美学论著命名为《艺术哲学》以来，美学就几乎只关注艺术作品，而对于自然美的系统研究就被中止了。自然美为何被从美学的议程中被拿掉？阿多诺认为，“原因并非如黑格尔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自然美在一个更高领域中得到了扬弃。恰恰相反，自然美概念根本就是受到压制的。它的继续在场可能会触到一个隐痛之处，使人们油然想起，每件艺术品作为人工制品与自然之物对立，并对后者犯下暴行。艺术作品全为人为，与非人工制品的自然截然对立。然而，恰在截然相反的对立中，二者也相互依赖。自然有赖于中介性和客观化了的世界的经验，而艺术则有赖于自然，在这里，自然是对直接性进行中介的全权代表。所以，对于自然美的思考，是任何艺术学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81] 自然以及自然美并非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了扬弃，而是在理性的同一性逻辑暴行下遭受压制，这一暴行的实质是：不确定的、非整一的自然如果不能被同一进理性的领域，那么就干脆将其彻底抹掉。然而问题在于，自然能否以理性的方式来加以把握呢，或者说能否通过概念和逻辑加以界定？阿多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将自然美确定概念化做法荒谬可笑，自然美“在概念化的普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界说的，因为自然美的实质正在于其不可概括化和不可概念化。自然美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以下事实中：自然的任何片断，正如人造的以及凝结于自然之中的所有东西一样，是可以成为优美之物，可以获得一种内在的美的光辉的”。[82]自然美敌视一切界定，更加明确地说，自然美正是通过其不可界定性来成就其自身的，其不可界定性正是对其自身的最好界定，若此，自然则有可能处于永久的沉默之中，但幸运的是，自然的沉默成为了艺术的言说，“艺术打开了自然的眼睛”，于是也打开了对于神话的拯救之路。被启蒙祛魅的神话，在史诗中被理性之手整理的神话，还是留下蛛丝马迹，阿多诺说，自然美的不确定就是这些痕迹的表达，是神话的含混性的某种形式的遗留，由此，在自然美中就保留住了追溯和救赎的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就成为启蒙和神话的场域，即艺术作品通过自己的方式救助了被“启蒙驱逐”的“原本属人类共享的经验”。因而，表面看，在史诗对于神话的祛魅中似乎透露出艺术的理性化和异化的路向，但是艺术以自己非确定性、非概念性的方式论证了其与理性和启蒙的和解，这就是启蒙辩证法在艺术辩证法中实现：艺术是启蒙，正像史诗是神话的启蒙一样，但艺术又超越了“唯心主义的狂怒”；“在理性的轨道上并且通过理性的轨道，人类通过艺术意识被理性从记忆中抹去的东西。”[83]要之，艺术理性意欲修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损害，并寻求回归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