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理论》劈头写道：“在今天，任何涉及艺术的东西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更非无需思考，这自不待言。一切关乎艺术的东西，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都已经成了问题。”[68]艺术的确定性（自明性）的丧失意味着同一性的允诺已不再被信守，因此，艺术必须从对于概念的迷梦中惊醒，“对于艺术的哲学阐释并不为了将艺术作品与概念同一，并非将艺术作品吸纳进概念之中，而是通过哲学阐释将艺术作品的真理展现出来”[69]，这显然是《否定辩证法》中概念拜物教批判的美学话语。概念拜物教自非马克思经济学意义的商品拜物教，而是意指强调概念同一性强制，它将一切差异性、他者非同一性强制同一化，因而阿多诺说，概念总是“和非真理以及压迫的原则融合在一起”。[70]艺术对其所遭受的确定性的丧失作出了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是具体改变其感知和程序的模式，另一方面是缚于自身的概念之上，以便设法摆脱其作为艺术的实体。”艺术的去实体化有两种极端的形式：一是物化，二是心理主义。前者将艺术视为“物中之物”，后者视为“观众心理传达的手段”[71]；前者成为商品，后者称为观众自己的回声。这都不是阿多诺所设想的真正的艺术。可以肯定的是，在阿多诺的逻辑行程中，艺术的真理在于理性祛魅，以便使其回归自身，彻底摆脱其理性的幻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可以由此走向非理性主义。事实上，艺术作品与艺术的理念并不吻合，不仅不吻合，而且恰恰是对立的，“艺术作品越是一心一意追求浮现出的艺术理念，就越是失去与其对立者的他者的接触，因而也就破坏了一种对于艺术概念来说不可或缺的关系”。[72]在阿多诺看来，解决此问题的方向是揭开被遮蔽的他者，艺术作品与他者的关系原本就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关系“就如同一块磁铁与铁屑之间的关系。艺术的诸要素以及它的星座，或者一般被认为的艺术的精神本质的东西 ，反映出真正的他者。”[73]由此我们从阿多诺对于史诗与神话的讨论切入。
首要的问题是，艺术既是理性的，又是对于理性的排斥，这是一个困境。“艺术对巫术实践——艺术自身的祖先——的拒绝意味着艺术分享理性”，一方面，巫术是艺术的祖先，另一方面，艺术又因其分享理性而拒绝了巫术，正如启蒙与神话的关系。启蒙摧毁了神话之后，艺术就成为“模仿行为的庇护所”。[74] “随着启蒙的进步，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避免对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模仿”。[75]问题在于，艺术一方面庇护源自巫术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凭借理性来拒绝巫术，因而艺术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就是：“退回到真正的巫术，或者使模仿冲动听命于物似理性。这一困境有助于阐明艺术的运动法则；这一困境不应该被废除。”[76]而困境正是艺术的生命的源泉，从神话到史诗乃至到现代艺术，思想的反思探照出困境中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