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是人的最现实最切近的存在。就哲学是被把握在它的思想中的时代而言，人生观比本体论、认识论中的哲学问题更接近自己的时代和现实生活。人生观问题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活感受的哲学概括，它表达的是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和价值问题的看法。生活的意义、价值、目的问题，都是与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不可分的。满意不满意、应该不应该、有价值无价值，都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折射。
当然，人的人生观，也必然要受哲学世界观、历史观的支配。但并不是绝对的必然一致，因为，人生观既有形而上方面的问题，也有道德规范问题。它不仅包括关于生活的意义、目的、价值这样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也包括人应该如何做人的问题，即人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面对具体境况应该如何作为的问题。因此，一个唯心主义者，可以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反之，一个唯物主义者也可能是贪婪之徒。这要取决于时代。因为处于民族存亡、国家危急之际，哲学家可能突破在纯哲学范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界限，从而在现实中做出正确的人生的抉择。在一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人生观的是非问题的判断并不那样困难。因为社会矛盾就以其现实性帮助人们选择、迫使人们选择。是与非比较明确。是醉生梦死、花天酒地，还是共赴国难，孰是孰非，一清二楚。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向前追溯到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反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人们都赞扬舍死赴难的人，批判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的人。
可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生观是正确的？如何对待金钱、对待财富、对待个人名利？是非界限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在致富的口号下，在发展生产力的口号掩盖下的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是很难看穿看透的。都在这大旗底下活动，都接过了这个口号。当代英雄，已经不是战争和革命年代的英雄。现在的英雄是坐着奔驰、坐在转椅上发号施令的人物。在这些人中，有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人物，当然也会有一些是社会蠹虫。
就拿知识分子来说，古时称为士大夫，是要讲究气节、讲究安贫乐道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这是封建社会为知识分子即当时的士大夫所立下的标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个人处世、处人的态度，面对民族危机中的立场，甚至改朝换代中表现出的对新旧王朝的态度都被看成是个人人格的试金石。其实这个标准具有极其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特征。
人生观问题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可分的。在农业社会中道德的价值、德性、德行，都放在个人行为的首要地位。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颜回的“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为孔子所赞誉。历来孔颜乐处，成为品格高尚的完美人格的典范。在一个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在生活方式的简朴和少量需求即可生存的条件下，这种人生观可以存在和得到赞同。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生产方式的扩大和产品的丰富，功利主义逐步会成为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人生观。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被认为是人生的合理的追求，单纯以道义与德行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和尺度的人生价值观不会“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