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拜孔子，失意读《庄子》。这是旧中国封建社会不少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至今少数人犹有遗风，只是儒家的崇拜者在当今世界上不见得人人得意，但失意者依然喜欢庄子的人还是为数不少。这里面既有儒道的学术差异性问题，也有接受者的处境和人生观的问题。
其实孔子本人生前并不得意。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他自己都说如“丧家之犬”。虽声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没有实行，还是设帐授徒，以当教员收束脩为生。孔子得意是死后，帽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许多好东西，其中不少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影响深远而长久。可孔子学说中也有不少有利于稳定既成的封建秩序而不利于变革的东西。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父道，可谓孝矣。一切要率由旧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点都乱不得。以孝悌为本，不准犯上作乱。凡起来犯上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一套，您看谁喜欢，谁举手赞成？谁不喜欢，谁举手反对？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压在下面想翻过来的反孔；站在上面的想维持现状的尊孔。造反时反孔，当权时又可能尊孔。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封建社会王朝的兴废，只是政权的更替，改朝换代，政权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因而一旦处于统治地位，必然照样以儒学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
在封建社会中得意者除帝王以外，还有金榜题名的儒生。所谓“学而优则仕”中的“学”，不是学其他知识或什么其他别的学问，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仕”，就是做官。这是通过应试而跻身上层、加入统治集团的可靠之路。孔子是主张为政的，读书而不做官是不孝，是要打屁股的。孔子自己就说，“如能富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得意拜孔之说是有道理和事实根据的。一部中国的历史，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不熟读孔孟经书是不可能为官从政的。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培养了不少治国人才和人文学说方面的大家，不少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临刑前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话突出了儒家学说在培养民族精神中的积极作用。
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因为《论语》中论述的正名和修齐治平的一套学说，对当权者确有可用之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实质正在于此。问题是孔子还说过另外一些约束统治者的话，说过一些对为君、为父具有规范性的原则，说过一些爱护被统治者，例如，治国应该庶之、富之、教之、使民以时、节用爱民之类的话。所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长，不肖者各误其所”。是不是得其长者是贤者，否则为不肖，这不去管它，各家观点不同，难求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各长其所长，各短其所短，势必有各种孔夫子，真假莫辨。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也是与历代尊孔者心目中的孔夫子分开的。他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可以说运气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化装，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可以比较有条件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及其儒学。这当然是一个繁重的艰巨的任务，需要众多学者不具门户之见进行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复兴事业中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