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搬书。古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似乎还未把读书人的窘境充分地表达出来。我在这里至少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书到搬时方恨多”。搬家，既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害怕的。期盼的是更大的空间；害怕的是搬书，担心书会破损、遗失或散乱。随着书籍的不断增加，这种恐惧的心理也与日俱增。不久前的搬家（这是我进复旦后的第五次搬家）又一次弄得我狼狈不堪。由于新居离旧居很近，我决定自己先用自行车慢慢地搬。有一天晚上，我把四捆书放在书包架上，刚起步，书就倒到一边去了，我只好下车推。谁知推了一阵，连书带车都翻倒在地上，脚也扭伤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幸亏一位好心的路人帮忙，才挨到新居。搬家后，我在家中忙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才把这些书分门别类地安放到书架上。女儿以嘲讽的口气问我：“老爸，你还想再搬家吗？”“不”，我苦笑着摇摇头。
最后说写书。买书、读书、搬书当然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还是借助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来从事自己的研究。研究的结果除了论文就是书。与买书、读书和搬书比较，写书远为艰苦，但这种艰苦却会被出书时的喜悦所冲淡。记得我从1986出版处女作《思考与超越》以来，迄今已出版个人专著11部，其中的甘苦也只有自己知道了。自从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以来，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新见的著作和论文决不拿出去发表。”前两年，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抬举，把我和骆玉明教授确定为“签约作者”，意思是：我们写什么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可以出什么书。这个消息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其他出版社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俞吾金，你还能给我们写书吗？”“当然能”，我说，“我完全是自由的。”事实上，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并没有正式与我们签约，但出版社的诚意使我很感动。在做系主任期间，我欠了一屁股书债，卸任后，总算有时间来偿还债务了。
唉，真是说不尽的书缘！
在德国逛书市
书呆子逛书店，当然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令我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这种书呆子习气在德国竟然达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3]
歌德大学的所在地法兰克福是个商业性的城市，其商业活动的活跃气氛也在离市中心不远的歌德大学校园里反映出来。每天上午十点左右，许多书商在大学食堂周围的空地上摆起了流动书摊。一到中午休息的时间，这些书摊前便挤满了人，其中大多数是本科生、研究生，少数是教师。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流连忘返于书摊之前。书摊上陈列着由各种不同的文字写成的书，如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也有用中文写成的书。当然，大量的书还是用德文写成的。这里既有刚出版就流入旧书市场的新书，也有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出版的珍本。书商们大多有文化修养，有的甚至有很好的专业知识或懂几门外语。他们开出的书价一般都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也有少数极有价值的书会滑过他们的眼皮。有时候，当我在书摊上发现一本卖得十分便宜而又极有价值的书时，那种突然袭来的惊喜的感觉似乎不亚于淘金者之骤然发现金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