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我的生活中，许多事情都可以将就，许多习惯都可以改变，但唯独不能改变的却是读书。在家里，每天我都要在书架前逗留一段时间，这里翻翻，那里看看，或把架子上的书调整一下，不这样做，就像丢掉了魂似的。我的书房四周都是书架，书架上的每一层都可以放两排书，我习惯把已经读过的书放在里面一排，把未读过的书放在外面；晚上，临睡前，总要坐在**看一会书。到外面去参加会议、出差或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的包里总是放着书。有时明明知道今天不会有空余时间读书，但不放上一本书，心里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不踏实。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时不免感叹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想到自己读过那么多的好书，想到读书时的那种快感，心理上也就渐渐地变得平衡了。当然，在读书中，绝不要相信“开卷有益”的鬼话，读书必须有选择，必须循序渐进，必须记住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告诫：“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就一无所知。”[2]
与书结缘
谁都不会否认，我们这个时代已是电脑和光盘的时代。但对于文科教师，特别是博士生导师说来，与书结缘，仍然是人生道路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文科导师们常常戏称书是“第一夫人”，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伤害妻子们的自尊心，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它说出了真理。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买书、读书、搬书和写书几乎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
先说买书。要买书就先得掌握书的信息，而要掌握书的信息，就必须经常阅读《读书》《中华读书周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了解出版的动态，甄别书的版本和内容的优劣。虽然这些资料是第二手的，但就早有定论的传统经典书系来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偏差，只要出版社可靠、文字校勘和印刷质量好就行了。但就当代人的专著和译著来说，变数很大，不得不在书店里实地进行考察。一般说来，专著要看其书名、目录是否蕴含新见，注释和参考书目是否有重大的遗漏；译著要看其是否是信得过的名家名译，等等。对于我来说，买书的真正的困难并不在这里，倒是在书的价格和体积上。目前书价之高，已成僵局，也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了。至于书的体积，对于住房并不宽敞的我来说，同样是一种威胁。我心里很清楚：每买进一本书，我的活动空间就要减去这本书的体积。但只要见到好书，还是会不顾一切地买下来。读书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阴雨绵绵的下午，独自伴着茶香，在书房里翻阅期盼已久的、刚买到手的好书。此情此景，非书痴莫能体会。有趣的是，书买得多了，我与书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由于地板上、过道里、顶柜上、卧室里到处都堆满了书，有时要找一本书得花九牛二虎之力。妻子爱干净，见到我的书不断地向书房外扩张，难免会抱怨几句。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表示无论如何要扔掉一些书。但事到临头，新书是买进来了，旧书还是不舍得扔。有时狠下心来扔在废纸堆里，一会儿又捡了回来。妻子看着我这付割舍不下的模样，只好宽容地耸耸肩。
接着说读书。读书自然比买书要辛苦得多。特别是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类书，非下苦功夫不可。在有条件时，最好直接阅读原著，面对面地与大师交流。由于翻译中常常蕴含着误读，所以必须留意原著的各种版本和译本。比如，康德在世时，《纯粹理性批判》已出了两个德文版。他去世后，英语国家至少出版过四个有影响的英译本。深入地研究康德，就必须正视不同的版本和译本所存在的差异。对于博士生导师说来，读书的任务特别繁重。在一般的情况下，博士生读过的书，导师应该读过；博士生没有读过的书，导师也应该读过。不然的话，如何指导学生呢？当然，导师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这一点，但一个有责任心的导师一定会努力去做，以便与博士生进行深入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