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中的一种心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就是利用移情,让人把对父母的爱心扩展到别人家的老人身上。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把对兄弟姐妹的爱心,扩展到和我们并无血缘关系的人身上,扩展到最大范围,就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四海之内就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家庭”,所有人都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古代帮会虽然是非法组织,甚至有些帮会是黑社会性质的,但是一样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内部加强人际关系的方式也是孔子式的,那就是把非血缘关系弄得像是有血缘关系一样——成员结义为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但是缩小版的“帮会之内皆兄弟”,却真实地实现了。《水浒传》中的那伙土匪,一百○八个头领之间,就完全是一种类似兄弟的关系。总头领就是大哥。当然,仅仅是像兄弟,是不足以维系团体的——真的亲兄弟也有的是闹别扭、有冲突的——但是至少在严酷无情的规矩之外,这种“准兄弟”关系带来了温情,这温情成为维系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
古代帮会生存的环境是很严酷的。为了生存,必须和各种外敌斗争。如果内部没有信任,那么组织很快就会被击溃。“兄弟义气”或称“江湖义气”是帮会存在的基本保障。因此,兄弟之义气,受到了高度推崇,成为一种信仰。古代的帮会成员都非常崇拜关羽,把他看作神,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自己的结义兄弟忠心不二,够义气。“出卖兄弟”,在中国江湖人士心中,就和基督教教徒心中犹太出卖耶稣一样可恶。除了孔子的影响之外,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墨家的遗风,墨家实际上也是把兄弟之情当作一种信仰的。
有了这个精神基础,古代帮会的确有了极大的心理凝聚力。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写帮会的历史著作,就可以看到帮会内部是多么荣辱与共,而帮会又有多么大的社会力量。孙中山的革命,如果没有帮会的支持,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成功。蒋介石自己也参加帮会,寻求帮会的帮助,并且到处拜把子,把自己的政党也弄得有一些帮会气息。而抗战中川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少也是创造于队伍中的“袍哥”成员……实际上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帮会的势力才被铲除。帮会——特别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被一一铲除,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帮会中的义气等传统的文化资源也被消除。这带来的后果,并不是从此没有了黑社会,而是黑社会的道德水准日益衰落,过去还是盗亦有道,而现在更多的是相互之间全无道义,变成了无间道。但这也是表面的变化,实际上在中国人内心深处,那种“团体内要亲如兄弟”的心理,还是不可磨灭的。一个民族最早期的那些心理选择,会成为这个民族成员的一个极为难以改变的心理基调。
帮会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的自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从过去的帮会看到的那些特点,也许将来会出现在中国现代的社会组织中,我们需要对其心理影响有所了解。当中国逐渐走向越来越民主,这些心理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需要稍微有一个预想。
如果中国人在一个团队中“亲如兄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当然有一个很好的影响,那就是使得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一个团队中,有可能有一种西方人缺少的亲如一家的人情味。但是也有问题,因为西方民主的一个前提是,人基本上是一个个体的人,他选择投谁的票,支持哪个政党,取决于哪个政党的政策更符合他的个人利益。但中国人则很可能是不同的,中国人归属于各自的团体,而且和自己“团体”中的人“亲如兄弟”。因此,中国人也许不会那么多地考虑,“我”是不是喜欢某个政党的执政方针,而是考虑我所在的团体支持谁。不这样做,会被“兄弟们”说我不“义气”。
中国台湾省也许已经有这种迹象了。投票的人,更多的是从“蓝绿”的分野来决定支持哪个人。即使陈水扁确定无疑是一个贪污犯,还是有许多深绿的台湾人会为之辩解。也许在这些人心中,陈水扁是一个“犯了错的兄弟”,他们会觉得“兄弟就算有错,我也不能因此就支持外人打兄弟”吧。
这样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我没有答案。我不过是一个心理学家,并不是一个政治家,这样的问题也许需要政治家、法学家们去思考,并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我只是提醒一下,不要以为一个民族的心理会轻易改变,任何一个民族的心理都有非常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就像一个男人如果不懂得自己女人的心理,就难以给她幸福一样,要让这个民族走向幸福的未来,也一定要懂得这个民族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