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这样的悲情制造很多。举一例来说,台湾的绿营,实际上就是运用悲情制造的高手。“二二八”事件,固然是一个专制镇压的事件,但是却也远不如他们宣传的那么严重。后面国民党派兵镇压,也是因为真的叛乱了,那个时候政府不得以不能不用军队。但这个事件却被绿营一用再用,至今依旧是用来对抗国民党的利器。陈水扁在选举中,本来选票不够,选情岌岌可危,但这个时候,突然有个莫名其妙的人用杀伤力很小的手枪给了他一枪,在他肚皮上擦出了浅浅的伤口——好像还是能出一点点血的——于是悲情制造,把这指向国民党一方,马上选情逆转,陈水扁反败为胜,成功地当上了台湾的第一长官,为自己家的巨额贪腐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其他的例子就不必要一一列举了,我想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应该都能想到很多。我想历史资料方面非我所长,我还是从我的本行出发,稍稍分析一些这个过程中应用的心理机制吧。
张鸣分析说,之所以人们要“悲情制造”是因为参与者有风险,所以他们都想让参与者人数众多,“迫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镇压”。当然,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也肯定不是唯一的心理原因。
人多势众,当然会减少自己被镇压的危险,但是如果只是为了避免这个风险,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发起这个运动,不参与这个运动。因此,发起者和参与者制造悲情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为了安全,而是需要激发愤怒,以达到自己所要的最后目标。他们不仅是要迫使当局不镇压,他们还希望迫使当局让步,实质上能够改变其政策,以实现运动发起和参与者的目的。
这样制造悲情,未必都是有意识的,有些可能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地制造悲情的心理原因会有很多,比如,“刻板印象”心理效应的影响:心理学中的刻板效应是说,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习惯于用一些固定的、简单化的标签去看人。所以人很难客观、全面地去看待一个人,这使得人们一旦把某个人看成是坏人,就往往会夸大“坏人”的坏。就拿五四运动来说,实际上被大家看作卖国贼的曹汝霖等人,并不是那么坏的人,他们固然有亲日倾向,但是也并非真的是卖国贼——后来日军侵华时,这三个人没有一个做汉奸。人的认知系统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简化认知对象,以减少思考的负担。而这种简化带来的刻板效应,就会使得认识有失真,而这个失真会加强悲情制造。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人的情绪活动,是原始认知系统的一个功能。情绪和逻辑思维的关系不密切,所以比较容易不符合逻辑。逻辑思维比较容易切近外界事实,而原始认知则不然。原始认知的特点是,一个情绪出现后,就会自动地吸引和这个情绪相关的记忆、念头等,从而再一次加强这个情绪。开心的人,很容易想起开心的事情,而抑郁的人,则想来想去都会是一些抑郁的事情,越想自己就会越抑郁。因此,当一种情绪达到了足够的“启动”的强度后,人的头脑中就会出现一种不断强化的心理循环——有某种情绪,所以容易想到符合这个情绪的事情;想到这个事情,加强了这种情绪;加强了这个情绪,想到更多的同类事情……运动中人的情绪激发程度足够高,人自然而然地就容易想到种种令人愤怒的事情——不论这些事情是真是假,因为原始认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区分真假的能力比较差。原始认知中的人如同原始人,如同儿童,幻想和现实是掺杂在一起的。
还有,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青年,青少年本身会有情绪化的倾向。而且,青少年在心理学上看,是处于要建立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反抗”“叛逆”的心理。这种心理的功能,是为了让青少年能够不再盲从父母,获得心理上的独立,建立起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边界。而这种年龄中固有的心理特点,在参加运动时,会投注到外界——政府就如同父母,青年人把对自己父母的反抗,共同转移出来应对政府。因此,青年人在自己家中所积累的不满和悲情,也就自然会转移到了运动中。青年人性开始发育,而满足的渠道不足,也一样会加强他们的情绪强度。
另一个心理原因是群体会相互感染,并且产生一种“癔症性”的狂热。这也是人的原始认知的特点:原始认知是“集体性”的。当人聚集成很大的、同质性的群体后,原始认知就会被激发,人和人之间的情绪变得非常容易相互感染——正是这个特点使人喜欢参与群体活动,因为这时我们很容易有“万众一心、休戚与共”的感觉——就像核爆炸时的链式反应一样,你的情绪感染我,我的情绪再感染你,这个过程中情绪会愈演愈烈。越是悲情强烈的,越是感染力大,因此人人都不自觉地要夸大自己悲情,要夸大让自己能悲愤的事件,悲情制造也因此而产生。
姑且先分析这些,悲情制造的心理机制还有很多,说不能尽。至少我们会知道悲情制造的方法,过去有人用,现在有人用,将来还是会有人用——因为它就是人心理所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