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其中有一篇写的是五四运动中的“悲情制造”,提醒了我一件事:心理控制术是历史中的领导者们手中的利器,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在利用心理手法,试图控制人们的心理感受,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事情,这本书中不能不写,所以我打算稍微写几句——从转述张鸣的文章开始,因为他的文章很不错,不宜漏过。
张鸣所说的是,五四运动中,运动的领导者们尽力制造出了悲情的气氛,从而让更多的人参与运动,让运动参与者的情绪更强。为此,他们用了很多“悲情制造”手法。
他说:“五四运动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的所谓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中国的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的危险……”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我想,如果用现成的旧政府用过的词汇,那就是“煽动”。
第一个“煽动”方法,是用“死人”来动员——相当于喊“死人了!”他说,五四运动中第一个被宣传的死去的人是郭钦光。“他本来就有肺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参加游行累着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医院里。”学生们计划把他说成是被打死的。后来北京的学生因故没有这样说,而外地的却有这样说。各地都为他举办了声势巨大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沉重的音乐、**的演说把气氛推向了极致。其他的一些死去的人,也同样被用于刺激运动的热情(以上内容来源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有兴趣的人可以查阅)。
张鸣认为这里的心理机制是,利用仪式唤醒人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对死的悲哀,让它被传递感染,然后被升华转化成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再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
第二种是刺激政府镇压来动员——相当于喊“抓人了!”
张鸣说:“政府方面的镇压或遏制……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运动的目的。”他指出,如果政府真的严厉镇压,大家愤怒之后,随即害怕了,反而不适合激起悲情。
他指出五四运动期间,政府其实挺克制的。不过学生却常常主动挑衅,故意和警察冲撞,自找入狱。一旦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学生就会夸大其词,把警察说得很暴力,甚至用谣言来强化这些说法。
第三种是利用节日——相当于趁热闹喊话。
五四运动后的第一个双十节也就是当时的国庆节,学生们借庆祝国庆节集会,演讲并组织游行,然后军警阻拦时并不敢使用武力,报纸却说成军警大肆镇压。
第四种是演戏。
学生们编了戏剧,巡回演出。
第五种是谣言。
张鸣说:“谣言是动员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谣言是发动者或运动中人有意为之”,“有的是处于亢奋中的群众自己无意识中生出来的故事”。五四运动中的谣言有,政府要毁灭大学、曹汝霖家挂着日本天皇的像、马良主张中日合并、学生受酷刑以及日本人要下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