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这个作者写书的时间, 1890年前后,中国已经输掉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已经占领过北京。因此,中国人的自信已经受到过很大的打击了。但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心里还是不服气,认为这些蛮夷不过是船坚炮利而已,我们大中华的人一旦有了坚船利炮,那还是比蛮夷强太多了。这种又不服气,又的确不得不承认对方长处的矛盾心理,会让中国人格外地要显示对外国人的轻蔑——仿佛一个世家子弟对暴发户说,“你有钱了不起吗?你也就是有几个臭钱而已”。这其实是一种心理补偿带来的比较虚假的优越感。
而实际上在明恩溥写中国人轻蔑外国人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了。这种转变是从官员开始的,他们首先开始重视外国人。外国人不再被说成和看成是蛮夷,而有了一个更中性的名称“洋人”。正因为如此,才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说法。为什么是官先开始转变对外国人的态度呢?原因可能会有很多,我看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官员更了解外国人。官员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而多数百姓生活中接触不到外国人。因此,对外国的那些长处,官员是知道的,而百姓未必知道。外国技术的优越,官员比百姓清楚,如果不清楚,外国人会打到让他们清楚。另一个原因和中国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有关,那就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还是汉族的文人,但国家政治权利的拥有者,却主要是满族的官员。当然也有汉族官员,但是汉族官员的地位相对比较低(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地位比较高的汉族官员了,但是还是低于满族的官员的地位)。满族官员对于中华文明,认同毕竟不像汉族那么高。因此,对汉人的所谓礼义廉耻等道德的优越感,他们也是并不那么在意。满族也很重视礼节、规矩等,但是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的道德品质上,却没有原本汉族那么强调。在面对汉人的时候,满族官员的态度更有“强者为上”的感觉,而遇到比自己还强大的西方人之后,他们也就比较容易转化为更高看他们的心理态度。
多少年过去,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崇拜逐渐增加。民国中,一批精英人物被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些人带来了国外的新的知识和理念,当然,也带来了对外国人更尊敬佩服甚至崇拜的态度。洋人既然是他们的老师,当然他们会或多或少“崇洋”。而这些人物回国后,往往占据了文化界和其他各界的制高点,成为对中国人极为有影响力的角色。因此,崇拜洋人的心态也就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成为更多人的心态。
从心理学角度看,民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理想化的盲目自信被打垮了。按照心理学规律,当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被打掉之后,往往人的心理会有一个反应,那就是过度地贬低原来被理想化的东西。中国人在文化的理想化被打掉之后也是一样,一些文化界的人会感到中国“处处不如人”。通过教育和传播,这种思想逐渐渗入全社会的潜意识,成为所谓“崇洋媚外”的心态。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外国人的名字“外宾”。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又有了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一度断绝了和西方所有国家的联系。
那时来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其次就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的人。
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当时苏联人是“老大哥”,是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对象。
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按说大多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去“崇洋”的,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也同样得到了中国人的“高看一眼”。出于“联合小国一起反美”的需要,政府也格外重视每个友好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外国人也在中国得到了非常优厚的待遇,成为真正的“外国贵宾”。因此在这时,并没有哪个国家的外国人是不重要的。这样的态度,使得民间也受到影响,中国人进入了对“外宾”高看的时代。
不过,新的变化也在发生。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开放国门,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留学海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中国人和外国人真实的、大范围的相处越来越多,出现了学英语热、出国镀金热。但是,逐渐地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开始更合理,不是盲目崇拜,也不是轻蔑贬低。大家开始区别对待不同的外国人,知道有些是很优秀的,有些也只是国外的混混而已。
因此,有了相对更中性的对外国人的称呼,“老外”。
未来,我想,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心态会逐渐正常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