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孔子并不仅仅是统一日历而已:统一使用一个日历当然更方便,但是使用谁的日历却有不同,一般来说用谁的日历代表谁更有权威性。所以孔子要使用周王室的纪年,以强调周王室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做产品的不如做品牌,做品牌不如做标准。因此,孔子的这个纪年背后就是他的一种基本思想,要统一在周王室的标准下。因此,孔子做的事情是在日历的技术层面上“一统”,而目的是在宣扬政治层面的“一统”。
孔子看重“一统”,是因为他非常重视社会秩序。而在任何层面、任何领域要维护秩序,大家就不能够各行其是,而应该在某些基础上是统一的。比如,市场上大家去买卖东西,就必须共同使用一个重量的标准,不能你说一斤是十六两我说是十两,而他说“我比较喜欢一斤分成十二两”。学术研究中,术语的意义要尽量清楚一致。不能你说织女星是银河边上的一个大星,而我说“我喜欢把那个每个月盈虚变化的,地球的卫星叫作织女星”。而孔子的一统最重视的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层面,他认为社会要有秩序,还需要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也统一,这个统一的价值观应当是天下人都尊王,而王则替天行道、抚养万民等。
三
当有种种不同的各个团体相遇并开始交流后,为了秩序总是需要某些“一统”,在历法、度量衡、文字等各方面的“一统”,中国人都没有太明显的异议。因此,在秦帝国最后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之后,大家也都自然接受了。即使是秦被推翻,六国之后人也并没有号召“恢复各国的文字写法”。当然,也有所保留。文字虽然统一,但是口语的方言和发音被保留了差异性。
对于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一”,这一点诸子百家也都没有异议。儒家说要“大一统”;墨家也提出“尚同”,法家提出不能“一家两贵”“一国两君”。只有庄子似乎没有强调“一”,他指出在价值观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从终极的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哪个是非是“绝对真理”。但这是因为庄子没有关注俗世间的生活。而关注世间生活的老子《道德经》就会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但是,除了度量衡、文字等,我们还应该在哪个层面统一?以谁的什么样子的标准去统一?这可就不容易得到共识了。大体上,统一的层面可以分为:天道层面的“一”,即天人合一以及人与道的同一;文化层面的“一”,也就是共同的文化价值;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一”,即政见和行为规范等;地理上的“一”,也就是统一的国家版图,还有刚刚说过的,各学派都认可的器物技术层面的“一”,如度量衡等。
儒家希望“一统”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天道或自然秩序的“一”,即所谓“天人合一”,也包括文化、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上的“一统”,即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一”,也就是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以“仁爱”为本,以“礼义”为途径,以“君臣父子”相处之道为基础,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天道层面,儒家承认有“天”的准则。而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当然儒家希望能以儒家的标准去统一。但是儒家也并不需要大家绝对的“思想一致、行为相同”,更不赞赏一个全然专制的社会。儒家才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说法,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基本价值观应该是仁爱,但是怎么样才是仁爱,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见解。而政治上应该如何做,大家更是应该让贤人共同论议,但最后应有一个统一的决策者。
至于如何才能统一到儒家的价值观上,儒家的方式是靠“教化”。但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利用政治权力的支持,让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这使得思想上的多样性很受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