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些读者读到这儿,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的确再优秀也没有意义啊。”现在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样想的人实际上也许就是苏秦等人的思想影响的产物。各种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当然都有存在的权利,只不过本书中还是有倾向性的,我认为苏秦的价值观和孟子的价值观相比,对中国是更不好的。
法家对士的价值观的破坏,远过于纵横家。
法家对人性的观点,主要是一种性恶论。他们不大相信人精神中崇高的潜质,而非常了解人的生物性。他们认为人的动力主要就是利害,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这里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也无非是权利、地位、金钱、美色,等等,害当然就是刑罚甚至丧命。
法家为国王,或者按照中国的习惯叫作国君服务,所以教国君所做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从而让国君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自己的智力,换得自己的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是十分在乎。但是法家不同,法家的精神和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是抵触的,法家的政治目标与士的精神也是抵触的。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态度。
士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即使是国王权贵,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真正的士的操守。因此,士是不容易被控制的。国君或权力者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未必愿意做,而且这些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国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法家对这些人很是不悦。
在春秋战国早期,为什么国君们和士人之间,比较少有这样的管理和不服从管理的矛盾呢?那是因为早期的国君,把自己定位为“天意”的代言人,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自己的私利比较少。而士的精神,士的操守,和这样的国君是协调的。士的精神起到了保护社会的健康价值观的作用,而国君也遵守着同样的价值观。但在春秋后期以至于战国时期,国君们的私欲膨胀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做事常常不合天理,违背道义,而这个时候他们和那些有操守的士人就开始有了矛盾。于是,真正的士人就开始不服从国君了,而国君又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也就令为国君私欲服务的法家们不悦。
不悦怎么办呢?法家可以威胁利诱,重赏重罚,试图把一部分原来有操守、有原则的中国人转化为“听话的人”。
如果有人就是坚持天道,坚持操守,不为赏罚所动,怎么办?法家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那就是“杀”。如果杀一个人还不足以震慑,那可以“连坐”,一人不服从,杀你全家,甚至杀你旁边的五家人。士人不怕死,但是你是不是怕连累别人,怕因为你的原因让全家人甚至周围的很多人死?因为心中有深切的爱,士人是怕的,好,那么你就只好服从了。连坐法也是商鞅这个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发明。这个方法用无辜的人做人质,要挟那些有操守的人放弃自己的坚持,邪恶无比。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让不愿意受连累的家人邻居去监视你,避免你不听国君的话,这个方法也阴险无比。从他的邪恶行为给未来几千年所带来的后果看,商鞅五马分尸这个下场也真是不能赎其罪恶之亿万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