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士的精神会日渐衰落呢?让我们从春秋战国末期讲起。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人心中还有很丰沛的“士”的精神。一个原因,当时士人阶层很受尊重。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都争相延揽人才。士在一个国家如果不受重视,完全可以去另一个国家,士的“就业渠道”没有被一个皇帝所垄断。士人阶层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压迫,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这为他们精神的独立提供了条件。史记:“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 然,奈何其同之哉!’”一个士人遇到太子,太子主动尊敬地打招呼。这个士人竟然不理睬,并且说出“贫贱骄人”的道理,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很难想象。这里面的关键,正是因为一旦不合,士人可以很轻松地去其他国家(不需要签证)。
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有“士”生存的精神土壤。那个时候,社会价值观中士大夫的精神是主流。士比较能够得到理解。豫让为了报仇,一次次试图行刺赵襄子。行刺不成功豫让被擒之后,赵襄子先是释放他。豫让为了不被认出来把自己毁容,并吞碳毁掉自己的声音,再次试图行刺,但是又一次被擒获。赵襄子虽然决定杀掉豫让,但是被豫让的精神所感动,并且同意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豫让去用剑砍,好让豫让临终有一点安慰。要离行刺庆忌,庆忌在受伤之后,却告诉手下不要杀死要离——说,“不要在一天中死两个壮士”。这样的环境中壮烈的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为人所敬的行为。
在当时这种士的精神是主流的情况下,与之相竞争的其他精神和其他意识形态还没有很体系化地形成,因此,遵守这种价值的人,遵守得理所当然。而那些做不到这些的人,也只好承认自己做不到,而不能说自己有更好、更高的价值才不做。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危险中选择“逃命第一”,但是他们不可能说出“范跑跑”的那套理论,并且自得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才是更先进的。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后期事情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出现。比如,有个群体叫作纵横家,这些人对道义并不怎么关心,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是苏秦的,他一开始想当官但是失败了,回到家里,妻子见到了他不理睬,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全家人都这样势利——苏秦受到刺激,便刻苦学习,再次出去游说各国国王,最后大获成功,竟然可以同时佩六个国家的相印。这一次回家的时候,嫂子竟然拜伏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苏秦问她:“为什么前倨后恭?”嫂子很直接地答道:“因为你现在地位高,又有钱。”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苏秦和他的父母妻嫂,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是不是有钱有权。因此,苏秦失败回家后受到冷遇,并没有因此对家人的势利小人的样子很反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宽厚,而是他自己也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而当自己得到财富地位之后,则也安然享受嫂子伏地不起的那种恭敬,享受地位、权利所带来的面子。
苏秦六国封相衣锦荣归图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孟子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他会不理睬那些势利的人,继续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不管那个事情是不是能带来财富权利——有财富权利很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孟子觉得人的价值,在于其内在的品德,而不在于外在的财富、权利。苏秦则认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从外在的财富、权利上得到体现,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