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的古希腊哲人开始意识到物质现象与意识现象的差异，对自我意识有了最初描述，尽管这种表述还是朦胧的、不自觉的。经伊壁鸠鲁、塞内加、奥勒留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奥古斯丁达到了一个高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已正式出现了“自我”概念，并记叙了他对个体自我的许多较深刻的领悟和思索。但是，西方的自我观念刚萌芽破土，就遇到了冰霜，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一度使西方人探索自我意识的步伐减慢下来。这个阶段，一切都在神的灵光的照耀之下，一切都在神的统治、束缚之中。“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3]正如布肯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言：“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中世纪的自我意识是以人性异化的方式存在的，个人意志、自我意识在神的耀眼光环下黯淡无色，个人在神之下丧失了独立的自我，为了追寻普遍必然性（上帝）而在普遍必然性中丧失了自我。因此，就近代之前的整个古代哲学而言，自我并不是一个明见的论题。虽然在那时已经有了心智和灵魂的概念，但它们与自然和物质并不处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中。[4]
（2）唯理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自我观。
虽然近代意义上的个体自我意识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已经呼之欲出，但它始终还行进在朝向主体反思和自身认识的途中，在笛卡儿之前，西方哲学对个体自我意识的探索仍处在萌芽状态。
笛卡儿时常被称为近代哲学的开山祖，因为他把认识论问题提到首位，创立了理性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带来了哲学研究重点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他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他认为，感觉、想象、书本知识、科学教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可以怀疑的，只有我才是正在思维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真实的。他这样论证道：“当我愿意像这样想着一切都是假的时候，这个在想着这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觉察到‘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做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5]这样，笛卡儿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找到了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这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这是当下明摆着的事实。所以，“我”之存在，毋庸置疑。笛卡儿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证了哲学自我的实在性，这标志着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中的真正觉醒。
笛卡儿在论证了“我”的存在之后，着手分析了“我”是什么。他说：“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6]很明显，笛卡儿所说的“我”就是进行怀疑、进行反思的我，指的就是心灵，就是纯粹的精神。笛卡儿就把“思想”作为“我”的本质，思想活动有其依托物，这种依托物就是实体，笛卡儿由此导出了“我”是一个“实体”的结论。他写道：“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7]这样，笛卡儿第一次从哲理上确证了“自我”的存在，并对自我的属性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该论述隐含着身心二元论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