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现行学校教育存在明显不足，需要改善提升，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教育界关于教育现实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各种改革探索得到广泛支持的社会心理基础。由于人们对教育现实普遍有所不满，因而绝大多数人都赞同要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课程与教学改革。但是，改什么，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则争议很大。也就是说，大家虽然都主张要改变现状，都是改革派，但在改革目标与策略上则存在着巨大分歧，有稳健改革者，有激进改革者。于是，围绕学校教育的坚守或贬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并触发了关于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诸多反思。
总体来看，在三十年课程与教学改革探索中，学校完善论是前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学校消亡论在后期风靡一时，形成两种取向决战的态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中心工作是拨乱反正。也就是说，“文革”时期学校消亡论泛滥，整体损坏了学校的肌体和机能，拨乱反正的使命就是让学校正常化，重新发挥其基本功能。尔后，人们面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时代需求，逐渐开始全面进行以更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为主题的改革探索，力求促进课程与教学现代化。不论是拨乱反正还是课程与教学现代化，其基本取向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坚持发展完善学校教育的立场，着力正面提升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功能。由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校消亡论毫无市场，完善学校论则大行其道。
但是，物极必反，发展完善学校教育的改革取向提升了课程与教学的地位，同时，也使课程与教学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校课程与教学的一些负面因素日益滋生，引起了各方面的普遍不满，于是，以克服学校课程与教学负面影响为主导方向的改革探索就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以消除负面影响为中心的改革开始兴起，影响逐步扩大，在一段时间甚至成为主流。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等探索，都是这一时期的重大议题。其中，一些论者为了消除课程与教学的负面因素，主张采取激进变革的立场，即进行课程与教学的“概念重建”和“范式转换”，试图跳出学校教育界线，另起炉灶建立新体系。这样，学校消亡论便有了新的变形版本。这种激进变革的学校消亡论立场，引起了众多教育工作者的忧虑和反思，相应地产生出一种抵抗和制衡学校消亡论的力量。在21世纪初期，这两种不同的改革取向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鸣，推动了众多课程与教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展望未来，这场论争可能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论争结果将直接影响我国课程与教学的发展方向，需要理性应对。
坚守还是贬斥学校教育的论争，近期又增加了新的要素，这就是现代教育与后现代教育之争。这本身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课程与教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议题。其实，坚守和贬斥学校教育之争，关键是如何辩证认识学校教育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学校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个体发展、知识再生产和文明传承的基本途径，因而，学校消亡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它有天然的局限性，必须加强其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发挥其特长优势，增强其功能，提升其水平。在完善学校的同时对其局限性保持理性的警惕，这或许是比较恰当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