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我国是绝对弱者、落后学生，这就决定了最初的中外关系是不平等的，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文化，壮大自己，争取民族独立；尔后，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我国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外关系由此发生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实力日益强大，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外关系开始朝平等互助、互相学习、合作竞争的新方向演化，一种崭新的中外关系结构正在形成。
在改革开放时期，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外关系格局也在发生积极变化，而如何看待格局变化并主动调整身份定位，则成为争论的话题。具体讲，论争主要是以国际化和民族化为议题而展开的。所谓国际化，强调的是中国教育（包括课程与教学）要与国际接轨，追随国际趋势，即“国际视野，本土行动”。所谓民族化，强调的是中国教育（包括课程与教学）主要应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校教育。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关注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及时了解国际教育信息，这已是基本共识，因而，国际化与民族化的论争，并不否定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真正的分歧在于，中国教育是追随他人呢，还是自主发展？从中外关系说，这是主仆关系、师生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对手关系呢？倡导国际化的论者在潜意识里更多把自己看成是西方的仆人和学生，西方思想的实践者；而倡导民族化的论者倾向于认为我国与别国是平等的，大家既是合作的朋友，也可能是竞争的对手。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即自卑与自信、依附与自主的不同表露。我们不主张盛气凌人的狂妄自大，但在祖国日益强盛的今天，是否依然要对别人卑躬屈膝、俯首帖耳呢？或许，是及时调整心态的时候了。
教育国际化的呼吁由来已久，但在实际操作中则困难重重。究竟谁代表国际教育的主流和正宗？是某个国家的教育，还是某个教育流派？似乎很难定夺。在一些人心目中，美国教育、日本教育自然是国际主流了，但美日教育本身就有很大差异；在一些人心目中，杜威教育理论、后现代教育观自然是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了，但这些理论本身也争议很大，其实践表现更难以令人折服。这说明，在国际教育体系中，并没有万法归宗的统一轨道，有的只是种种个性化的理论和方法，或许，这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百花争艳才是它的真正魅力。由此来看，当前的中外教育关系，不是红花与绿叶的关系，而是牡丹与玫瑰的关系，理应互相欣赏，互相借鉴，扬我所长，学人所长。这也意味着，中外之争的重心将逐步由国际化转向民族化，形成特色、提升实力、展现个性将主导未来发展的方向。
总之，古今中外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的重要议题，它关涉资源的选择，更关涉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加强身份认同，及时调整定位是促进课程与教学健康发展的内在心理需求。心定则智明意坚，处变不惊，进退有据，由此，则科学发展，事业进步。就此而言，解决好古今中外问题实在是意义深远，还需积极努力。
三、坚守与贬斥学校教育之争
改革是革除弊端、布行新政的过程，是不断改变现状的过程。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探索，主要针对学校教育的局限和问题而展开。因而，如何看待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何设计学校教育变革的方向，这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由来已久的基本取向，一种取向主张通过发展完善学校教育来消除其弊端，这是学校完善论；另一种取向则走向学校教育的消解，主张在学校教育之外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学校消亡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学校完善论与学校消亡论的斗争，构成了课程与教学改革探索的主战场，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取向，即发展论取向和重建论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