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比较教育研究热潮逐渐消退，而发展中国家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却方兴未艾。有些学者对这种现象不能理解。其实，这里面暴露了比较教育本身的缺陷。其一，比较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者只研究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制度，分析这些教育制度产生的种种因素，以作为本国教育改革的借鉴。但是到了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认为自己的教育制度已经完善了，无须向别国学习。正如霍尔姆斯所说的：“我认为比较教育将不会像从前曾经有过的那样得到更多的资助。如果将来出现新的世界危机，那么人们也许就会重视比较教育。”[3]其二，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他们试图将发达国家发展的模式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但是效果不佳，极大地降低了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兴趣。60年代，一些持激进观点的社会学者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中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社会学者提出依附理论。这些学派的观点也影响到比较教育，比较教育研究的重心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三，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建设，特别是它的方法论一直困扰着比较教育学者。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比较教育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至今谁也说不清楚。我不是否定比较教育将近200年来发展的成就。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无论是20世纪前半叶的康德尔、施奈德、汉斯，还是后半叶的贝雷迪、金、霍尔姆斯，以及至今还健在的诺亚、埃克斯坦、阿尔特巴赫等，都对比较教育研究和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代比较教育学者如黎南魁、施瑞尔、许美德等，仍在孜孜不倦地开拓比较教育的新天地，为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而努力，但比较教育理论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二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教育，以作为本国教育改革的借鉴。发展中国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热情很高，一方面，他们总是想跟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教育，不像发达国家的学者那样做纯理论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比较教育研究的困难还在于经费不足，不能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他们的研究资源主要来自文献资料。虽然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都收集各国教育信息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大多来自各国的官方文件，与实际情况是否有出入，不做实际调查是难以判断的。另外，这些资料即使是可靠的，但是它们产生的背景，光凭资料也是说不清楚的。
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还谈不上进行比较教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前十多年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的教育，近几年来才开始研究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并把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而且学界对比较教育的方法论研究缺乏兴趣，至今缺乏有力的著作问世。也因为经费的缺乏，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较少，当然还有语言的障碍，国际交往和交流不够，也影响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年青一代比较教育学者的成长，这些困难都会逐渐克服。
二、中国比较教育在21世纪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