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比较教育借鉴别国经验的时代已经过去，借鉴别国经验是现代化的理论，是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也是比较教育落后之所在。现在要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消解现代化理论，用后现代主义来审视教育，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教育当然也是多元的，因此无所谓借鉴。我无意在这篇小文章中来评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只想说明，任何学科都有两种研究，一种是基础研究，另一种是应用研究。比较教育也不例外，比较教育的基础研究可以是对比较教育定义的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国际教育的调查与分析等。比较教育的应用研究就是借鉴，就是为我所用，没有必要把教育借鉴与教育多元化对立起来。事实上，没有教育的多元化也就用不着借鉴，正是因为彼此不同才需要借鉴；而在当今国际化时代，没有借鉴也就没有发展。后现代主义是主张创新的，但创新从来都是在多元文化的互相冲突和互相学习中产生的，从来没有毫无基础的创新，没有半空中掉下来的创新。比较教育工作者如果想为自己国家的教育发展做点贡献，那就要认真研究别国的教育，吸取一切有益的经验，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当然，这种借鉴并不是照搬，而是在对本国的教育和别国的教育研究透彻的基础上进行，就像人体器官移植那样，使别人的器官能够融入自己的机体，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现在人人都提倡对话、交流，先不说对话的目的，对话的结果必然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这一点恐怕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
比较教育是靠借鉴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之所以衰退，正是因为忽视了教育的借鉴意义。正如已故比较教育学家霍尔姆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有趣的比较教育研究是如何被激起的。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关注其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基于当时的美苏关系，这个危机激起了美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的兴趣。英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激起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兴趣。”他还说：“我认为比较教育将不会像从前曾经有过的那样得到更多的资助。如果将来出现新的世界危机，那么人们也许就会重视比较教育。”[3]可见，现在并非比较教育学者不想从事比较教育研究，而是决策者觉得不需要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所以不需要比较教育。当然，比较教育学者需要研究改善这门学科，完善它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用比较教育的学科身份危机来抹杀比较教育的借鉴作用，或把教育的借鉴说成是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根源。
经济的全球化给比较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互相依存，共同发展，但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因此，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正在全球兴起。各国的教育工作者无不关注着别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这种关注也可以理解为借鉴。借鉴并非把别国的经验拿来，也可以把别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并设法改善自己。比较教育借鉴的理论确实已经很古老，但是在新的时代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各国教育更需要历史的、文化的自我认同。要借鉴别国的经验，首先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就像移植人体器官一样，首先要检查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接受别人的器官的能力，有没有排异现象。历史的、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是在比较中认识的。例如，东方文化的特点，必须在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长期以来，比较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比较教育学者很少研究东方文化，自然也就不了解东方国家的教育。东方国家由于近几百年来的停滞，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和侵略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是后发外发型国家，因此，他们长期以来把西方先发内发的现代化国家视为自己的榜样。东方的比较教育工作者较多地注意研究和介绍别国的教育经验，却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认识不足。尤其是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渴望了解别国的情况，改革开放以后，犹如一下子打开窗户看到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因而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近些年来我们开始反思，国外的经验都是好的吗？能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我们能不能创造出自己的经验？这种反思就要求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然后再与别国做比较，这种比较才具有深刻性。我和我的研究生正在做这种研究。当然，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7期。
[2]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蒋凯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 薛理银：《问题法与比较教育——对布莱恩·霍尔姆斯的一次采访》，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