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科学性表现在教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尽管这种规律有时难以捉摸。由于影响教育发展的可变因素太多，难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密测量，所以长期以来，比较教育学者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教育的发展总是难以奏效。例如，过去教育经济学者认为，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是最高的，近些年来却发现，还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比较高。正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组织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著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书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捐助者都把高等教育置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在我们看来，狭隘的和误导的经济分析促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与投资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相比，对于大学和学院的公共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要小，并且高等教育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越来越重要。正如上述特别工作组在该书开篇就指出的：“通过两年多的研究，特别工作组在集中讨论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更多更高质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发现自身越来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最后又强调：“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需。”[2]这种观点的转变是通过各种可变因素得出的。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也未必就是错误的。一个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恐怕应该把主要投资放在中小学上，否则缺乏优质的劳动力，发展经济是不现实的。但是，知识经济的迅速到来，教育外部因素变化了，发展教育的策略自然也应该变化。这种变化是带有规律性的，是可以预见的。比较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瞬息万变，比较教育工作者就要关注并研究这些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预测教育未来的发展。
以上是从教育发展的宏观上来讲的，从教育的微观上来看，更有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可以研究。近几年来脑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能力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见解。重新审视传统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提出新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是各国广大教师关注的焦点。比较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比较各种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的异同，更要研究哪种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