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纵的方面来讲，我们研究的问题也需要扩大和深入。前一个阶段我们从宏观上研究各国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比较多，当然也有不少同志研究了当代教育思想，介绍了当代教育改革中有影响的流派和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但总的来讲，还是研究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比较多。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只有从宏观上建立起合理的教育制度，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效能，才谈得上教育微观的改革。同时，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教育结构还没有完全理顺，教育立法需要逐步建立，很需要借鉴外国的有益的经验。而且，对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也不是说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相反，还很不透彻，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从整个比较教育研究来讲，还有必要扩大开去。这是因为宏观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微观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改革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教学内容、课程的改革往往也会引起教育制度的变化。纵观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在教育制度方面的变化不是很大，但在教育内容、课程、教学方法上的变化很大。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必要更深入一步。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也向我们提出了这种需要，我们现在也具备了开展这种研究的可能性。现在高等学校里建立起来的几百个高等教育研究室，都把比较研究各国与本校相关的专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许多院校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对本专业领域里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还有不少师范院校各科教材教法的老师，正在对各种教材进行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应该纳入我们比较教育范围之内，这样就可以壮大我们的队伍，丰富我们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应该提倡比较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我们为他们提供国外的资料和经验，提供比较教育方面基本理论知识；他们帮助我们深入各种专业领域，使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更加扩大和深入。
三、改进研究方法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也不例外。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国外比较教育学家做过许多研究，有过许多流派。历史法、因素分析法曾经统治过较长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诺亚和埃克斯坦合著了《比较教育科学的探索》一书，探讨了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创立了验证假说的比较方法，企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比较教育。他们具体论述了验证假说法的5个步骤：确定假说；使概念指导化；选择事例；收集数据；运用数据验证假说。且不说诺亚和埃克斯坦的验证假说法是否科学，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是一大进步。70年代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逐渐地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更科学化，更具实证的性质。比较教育研究对于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认真研究如何科学地、有效地分析当代教育现象。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很少。老一代的比较教育学家，由于过去局限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运用新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有相当的困难，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年青一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习比较教育时，在加强教育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习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来研究比较教育。我们还要特别欢迎学习自然科学的青年同志投入我们比较教育研究的行列。
但是，我在这里还想特别强调，不管采用什么具体方法，决不能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基本的方法论。西方比较教育学家虽然在方法论上做了多种研究，但是由于世界观、社会观的局限，西方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方法论，许多学者对世界教育现象的分析是主观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科学研究需要定量分析，但量化的目的还是确定事物的性质，找出事物的规律。因此，有了数据还需要有一定的立场、观点来分析这些数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事物的矛盾，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比较教育学，就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为此，我们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不能满足于介绍国外教育的情况，罗列世界教育的现象，而是要对国外教育做深入的研究，要有理论依据。因此，提高我们自己的理论水平是当前比较教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加强分工协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对外国的教育情况，特别是六个工业发达国家教育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无论是从横的方面还是从纵的方面来讲，都还不是很透彻。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教育的系统研究还不够。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对外国教育的资料积累得不系统、不全面。积累资料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工程，但是过去我们重视得不够。有些同志甚至轻视这个工作，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愿意见到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这样下去，我们的研究工作只能像湖中浮萍一样，缺乏根基，是不能长久的。目前比较教育的研究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由于资料不齐全、不系统，研究工作深入不下去。因此，系统地积累资料，搞好基础工程，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
资料工作是大量的，如果再追溯一下历史，那么资料就更多了。这种资料绝不是一个人就能做起来的，需要大家都来做。做资料工作的同志固然要做，做研究工作的同志也要来做。光靠一个单位做是不够的，需要许多单位分工协作，共同来做资料建设工作。例如，我多年以前就设想，为了研究苏联教育，能不能把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战后苏联教育的资料系统地整理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做了两部苏联教育法令汇编，这是一项基础工程，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但是还不够，能不能把法令的背景材料也做成集子？例如，每次教育改革的背景、群众的舆论、教育中的问题、领导人的讲话、报刊的社论等，都收集起来。这个工作量当然是很大的，我们可由近及远，先把最近几年的收集起来，然后追溯到以前。这是一项大工程，绝不是哪一个单位能承担得起来的，需要大家协作。我建议这届年会以后，几个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分别选择一些国家牵头，把这些国家的资料系统地整理一下。
比较教育的研究更需要共同协作。因为比较教育是一门跨国家、跨学科的学科，但是由于外语条件和其他知识的限制，个人是很难对某个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的，个人研究也需要借助别人的研究成果和资料。
我们提倡协作精神。我们研究会就是一个协作的团体，是愿意协作的同志自愿组合的团体，我们是有共同协作的思想基础的，问题在于组织。我希望下一届理事会能研究如何加强协作的问题，做一些大的工程，以利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
以上是我想到的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1] 原载《外国教育》，198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