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justice”的含义有：一为公正、正义、正当、合法；二为法律制裁、司法；三为法官。我们不妨这样理解，“justice”就是法官通过司法实现正义。这三种含义的表达，也显示出在英语中，这三者常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更说明了在遇到纠纷和不公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来实现公正，也格外尊敬和信赖从事公正司法职业的法官，视之为正义的化身。无论在其他语系里有没有这样的巧合，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都不言而喻。
法官在民主制国家中有着重要的角色和特殊的地位。法律由社会全体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制定，政府管理者将它们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执行者负责法律被忠实地执行，而公民则在法律的规范下处理权利义务的关系。于是，在这样一个流程中，冲突便在权力的适当行使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界定中产生了，而法官就是法律、政府、公民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于是，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法官便承担着国家审判权的职责。法官不再是代表个人，他只能以强有力的、不徇私情的社会理智站在法律、政府、公民之中，定纷止争。法官权力的来源应当是具有持续效力的公众授权，因而他可以不受任何个人和机构的影响，同样他也理应超脱于各种关系，唯独遵从于国家的法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理想中的法官应当具备三种特性：独立性、中立性、可信赖性。其中，独立性是指法官审判案件具有真正的审理和裁决权，其意志不受任何人和机构所控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干涉，只是根据其认识能力独立裁决。中立性是指在审判案件中，法官的活动对于控诉一方和辩护一方的利益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其思维不受案件任何一方当事人左右，也不应追求社会效果和迎合公众评价。其审判仅以法律和法理为标准，不参照道德、舆论、政策。可信赖性是指法官通过其独立的审判地位和对法律坚定的维护，使得最终判决能够经受反复的推敲和时间的检验，为当事人所接受和信赖，并在社会中逐步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既未存在过普通法系法官造法的土壤，又未经历过欧洲大陆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因而中国古代法官并非是法律职业家，他们接受训练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处理案件也只是其行使行政职能、治理所辖民众的手段而已。法官的权力源于皇权，在诸法不分的古代社会，皇帝无疑是最大的法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司法制度设计的模式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下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为制约的模式，它既不能像三权分立制中法院（法官）扮演制衡角色，又不能在具体司法体制中像普通法系以法院的司法审判为核心。同时，中国司法制度走的是平民化与大众化的道路，使得法官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无法得到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