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在日本留学时通过我的导师市川博教授认识了一群极其特殊的教师和学者，他们是一个名为“坚持社会科初志学会”（以下使用日文简称“初志会”）的民间教育团体的成员。我从该学会的机关刊物《思考的儿童》上见到了该学会的纲领和他们所要坚持的“初志”。“初志”即初衷之意，指战后社会科初创时期确立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则，简要地说，就是通过以解决儿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来培养拥有创造新社会力量的人。日本社会科是作为取代具有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色彩的修身、地理、历史三学科的民主主义课程之象征而成立的。所谓创造新社会，就是创造和平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杜威的经验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早期社会科的理论基础，系统主义知识传授和德日主义道德教育是其严厉批判的对象。该学会成立于日本政治界和教育界保守势力抬头、以问题解决学习为核心的经验主义教育跌入低谷的1958年。为凝聚坚持社会科“初志”的教师和研究者的力量，战后第一个和第二个社会科课程标准的制定者长坂端午、上田薰等人发起成立了这个民间团体。这些教师和学者在当今的日本教育界并不属于主流，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教育信仰。我对这个生存了50多年拥有近两千名会员的团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敬意。虽然我学习过以儿童为中心的经验主义教育流派的理论主张，包括人们对它们的批判，但是从未亲眼见识过经验主义课堂教学，我带着好奇和疑惑走进初志会教师的课堂。从踏入第一个课堂开始，我就一次次地被震撼。这些教师以及他们的学生告诉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习，什么叫作创造新社会的力量，他们改变了我对教育、对学习、对学生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我对儿童中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肤浅理解甚至误解，更教给了我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更多元的视角和方法。他们激发了我新的研究兴趣，并使我对学校教育改革充满了新的期待。
首先，令我惊讶的是成人社会都难以解答的问题竟然成为中小学生研究的问题，成人们已经做出的定论竟然允许学生们的质疑。“农田里生虫的玉米要不要喷洒杀虫剂——要产量还是要有机食品”（二年级）；“我国该如何应对大量涌入的外来务工者”（初三）；“日本派遣维和部队是否违反宪法”（六年级）；“井伊直弼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不是卖国行为，如果我处在当时，该不该支持他”（六年级）；“日本应该进口大米还是应该自产大米”（五年级）；“根岸湾的填海造地工程是不是合理——以发展为重还是以环境保护为重”（四年级）；“为了方便残疾人参拜神社，能不能改造作为国家级文物的神社台阶——以保护历史遗迹为重，还是以残疾人的方便为重”（三年级），等等。这些问题竟然是学生们自己发现、质疑并协商决定的学习课题。
其次，耐人寻味的是，在学生们讨论、争辩、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些直逼社会生活本质和人性本质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以及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被他们逐步地揭示出来。我从中看到了他们面对事实的坦诚和不同于一般孩子的洞察力。而同时，他们对问题的解释、解答又让我感受到他们身上潜藏的无穷的创造力，凭借这种潜力，我想当今世界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将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