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来说，对话是社会的存在方式，因为对话能使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分享意义，从而形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一种凝聚力，将不同个体和团体自然地凝聚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伯姆说道：“社会是基于意义的分享而组成的，如果我们分享的意义之间毫不相干，就很难组成一个完善的社会。”“社会需要对话，从而使自身正常运转和长远生存。意义之分享就像水泥，起到了把社会粘接在一起的作用”。[8]这里我们所说的社会包括了从世界、国家到地区以及到小团体各种规模和层次的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局限于利益的视域和理解的视域，由于社会生活经常被能力主义、竞争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所控制，所以人们虽然表面上频繁地交往，却没有真正的对话。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交往是把对方当作“工具—手段”的异化了的交往。由于缺乏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互为主体的对话，缺乏意义的分享，所以人们的生活常常处在互不相让、永无止境的对立、猜忌、仇恨和争斗中，或者在弱者的委屈妥协中变得支离破碎。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一旦发生持续的对立和争斗，社会就会变得动**而分崩离析。动**不安的社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防范与仇恨，从而使人们或逃避社会生活，或过着自欺欺人的非本意、非人性的生活。
今天构筑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奋斗的目标，也是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事业。所谓和谐的状态不是消除差异的一元化、大同的社会，而是异质共存的社会。这种状态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即对话使差异变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能量，人们在差异中分享意义，发现共同的利益和理想，从而产生将异质黏合在一起的凝聚力。因此，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就是构建崇尚对话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并使对话成为每一个公民的生活方式。
“价值和规范共同塑造了一个文化的成员在其环境中的举止。”[9]今天的学校一切以分数衡量学生的优劣，以应试的成败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即以应试为价值取向，形成了学校的应试文化，这种文化造成了异化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同僚关系。学校、课堂变成了智力的角斗场，学校所有的人都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文化怎能造就肩负21世纪使命的新一代公民？
“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10]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民主社会成员的学校，就要在学校中创造体现民主的、和谐社会之理想的对话型生活方式以及以对话为价值取向的学校文化，使学生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熏陶成长为公民，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贯彻于今后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以至终身的生活。
[1] 池野正晴.学校中引进“对话”视点的意义[J].日本教育哲学会.教育哲学,1981（43）.
[2] 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0.
[3] 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1～142.
[4] 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0～141.
[5] 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0.
[6]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7.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8.
[8] 戴维·伯姆，李·尼科.论对话[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5.
[9]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
[10] 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任锺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