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为价值的意义，是指将对话如同民主、公正那样成为学校教育所追求的普遍价值、基本原则。以对话为普遍价值、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对话就不只限于在社会类课程或品德类课程等个别课程中进行，也不限于课堂内进行，而是应发生在学校每一个学习场所、工作场所、交往场所中，成为学校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成为学生和教师在校的生活方式。通过对话教学使对话的文化在学校中形成，使学生的对话意识在这种文化中觉醒，从而使学生能作为一个公民在这种文化中成长。
一、通过对话回归教与学的本质
保罗·弗莱雷说：“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教育。”克林伯格说：“教学原本就是形形色色的对话，拥有对话的性格。”波尔诺夫（）说：“不仅借助对话来进行教育，而且同时，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对话。”[1]佐藤学则把学习界定为学习者与客观世界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之三位一体的对话性实践。
根据上述学者们对教与学的定义，任何课堂的教学以及学校任何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都应该是对话性的。然而，今天的课堂以及整个学校教育绝非如此，教和学误入了应试的歧途，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失去了学习的快乐，使教师和学生始终无法走出佐藤学所说的课堂困境。佐藤学曾通过算术课的例子分析了课堂中的困境：在学习“分数除法运算”的课上，一名对算术有着自卑感的男生遭到同学歧视。对此案例，他指出“教与学的过程并不停留于思考与认识特定事物的心理过程，也不限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技术过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关于教学内容的认知性问题（分数运算的理解）是同人际关系中的社会性问题（争执与欺负）与自身的伦理性问题（教师的信念与男孩的自尊）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道形成的。”[2]类似的课堂困境也同样发生在我国的课堂。比如体育课上举行接力赛游戏，跑得慢的同学往往会因拖了小组的后腿而遭受小组同学的责怪。这些体育不太好的学生因担心再次被同学责怪、嘲讽而害怕这类比赛，进而千方百计地逃避体育课。在其他许多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教师让学生自由选择伙伴建立小组时，总有一些学生因为成绩不好或者性格孤僻或者过分捣蛋而成为没人要的孤独者，这些学生因得不到重视而产生自卑心理，自尊心受到伤害，也得不到同伴的帮助和鼓励，因而对学习更加缺乏信心和热情，认知上的问题愈加严重。除了学生之间的冲突之外，学生和教师的冲突也是经常性的。如学生不专心听讲，窃窃私语或者大声吵闹，以及不完成作业，不复习功课等，都可以看成是学生对教师之期望和命令的抵抗，而教师或者通过谆谆教导或者通过训斥甚至惩罚（如罚做作业和向家长告状）来回应学生的抵抗。困境不但没有解除，反而日益加剧。任何学科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实际上都面对这样的认知性问题、社会性问题和伦理性问题相互纠缠的局面，社会性问题和伦理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恰当的解决，既影响学科知识的学习，也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和品性的发展。反过来，社会性问题和伦理性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都受到认知性问题的影响。
然而，关于教与学的研究“大多限于认知性领域的心理学问题、技术学问题，而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伦理学问题，对教学来说是外在的课堂运筹，作为不同于授业的另一种生活指导的问题来处置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出发的研究则将课堂视作“课堂是典型的体验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化的价值冲突的场所；是象征性的体验异邦文化的同化与排斥的场所；也是精神病理学的体验自我确立之危机的场所”。[3]佐藤学认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将牵涉到教与学的认知领域的实践课题。教学中纠缠在一起的认知性问题与社会性问题、伦理性问题被分解开来，成为不同专业的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