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继承下来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国80%以上的人是文盲，在解放前的194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11]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连年战乱，文化教育事业处于低谷（表3-1）。除了受教育人数有限外，高等教育的布局也极不均衡。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马叙伦描述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全国除台湾地区外，共有高等学校227所，[12]（各地的人民革命大学一类性质的学校和各地军政大学不在内），其中公立学校138所，私立学校65所。全国高校中大学占29%，专门学院占40%，专科学校占71%。这些学校数量少、质量不高，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华东地区就有高等学校85所，占总数的37.4%。单上海一地就有43所，几乎占高校总数的五分之一。[13]从学生数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的学生数就占到53%左右。[14]另外，工农子弟很少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不符合新中国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
表3-11949年的在校学生
更为重要的是，旧中国高等教育继承下来的影响极其庞杂。帝制时期的书院和它们的思想潮流若隐若现。1900年之后的最初10年，来自日本的影响很大。而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是美国的影响变得非常大，它们主要通过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这一体系被看作旧政治、旧经济的反映，及其借以延续的工具，与新的教育“势不两立”而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的。[15]因为，它一贯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仿东西洋”的政策，加之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形成高等学校的“杂乱”“陈腐”，并种下许多毒素。[16]具体体现在，亲美英、疏苏联，[17]片面强调为学术而学术，强**育的超阶级性是不对的，学不适用，理论与实际分离，院校设置的盲目，严重地脱离实际的需要。加之课程内容广泛笼统，只能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18]造成的后果是教育与国家建设脱节，大学之门工农莫入。[19]学生求学的目的多志在入仕为官。[20]科学和技术受到忽视，而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1947年，文科学生占所有在校生的47.6%。[21]陆定一发表于1958年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对旧的传统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指出，旧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相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22]以上批判与国际教育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教育考察的看法相一致。考察报告指出，由于受美国模式的极度影响，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围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的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同时报告还批评了中国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学校设立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的地区；入学者的学费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因此该报告告诫中国教育工作者不要简单地模仿外国模式。[23]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革故鼎新，构建新的教育体制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中写道：“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从《共同纲领》到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都明确了新中国教育改造和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一种教育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在改造过程中，尽管不断强调对旧教育改造的必要性和彻底性，但是由于新中国百废待举，仍然面临复杂的斗争形势，需要继续肃清反动势力和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先前在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统一战线依然是当前重要的政策选择。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被要求有步骤谨慎地进行。那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仍然留在学校，成为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同时，老解放区经验和苏联经验被看作架构新教育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长期的农村斗争使得党缺乏管理正规高等教育的经验，而通过保留下来的所谓“旧知识分子”来贯彻和学习苏联的经验和老解放区经验，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