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的建构一直在本土经验探索和外域经验吸收的道路上踯躅前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但旧有的高等教育制度由于被看作旧政治、旧经济制度的反映，它必将随着旧制度的瓦解并且随着教育方针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日益遭到批判甚至全面否定，而老解放区高等教育主要是短期培训性质的非正规高等教育，缺乏管理正规高等教育的经验，难以支撑新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因此，外域经验就成为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而由于“冷战”格局，特别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欧美各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加之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把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等量齐观的意识，那些来自西方英美国家的经验被看作企图把中国错误地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到批判，这就阻止了更多样的、更有选择的因素（主要是来自西方英美国家的经验）进入中国的视野。[25]因此，同样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经验就成为新中国重构新的教育制度的唯一选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选择。认为这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毛泽东的文章，使许多人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真理完全在俄国人一边，俄国拥有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能带领全世界人民走向和平、走向光明、走向共产主义新世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26]刘少奇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在1949年10月提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这样，学习苏联经验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推动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