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对教育的改造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构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如前所述，教育的重构建立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即教育被看作新政治、新经济制度的反映，它必须从属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建设。在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目标指引下，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化**造因。教育第一，文化至上的观点遭到了批判。[24]这样教育自身的独立性就受到了否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同时也为国家全面干预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新中国面临的实际处境则是国家干预教育的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了教育的任务和使命在于“为工农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旧有的教育制度不仅与党对教育属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认识不符，而且，来自西方的经验，并被中国知识分子宣扬的所谓“通识”教育，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性教育显然难以承载这样的任务。因此，为使教育能与任务相配合，国家的全面介入就不可避免。
国家介入的第一步在于收归教育权，它是实现对教育改造和控制的首要步骤。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陆续对1949年以前遗留下来的教育机构（包括公立、私立和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进行接管、改造。这一工作到1952年基本结束。见表3-2。
表3-21949—1952年高等学校接管、改造情况
随着教育权收归国有，规范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当务之急。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指出，“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准则”，“中央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除军事学校外）均负有领导责任，中央教育部得视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地区高等学校收归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分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1953年11月，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各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
中央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与学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各项决定与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以下同）实施统一的领导。
凡中央高等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建设计划（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或停办、院系及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任务），财务计划、财务制度（包括预决算制度、经费开支标准、教师学生待遇等），人事制度（包括人员任免、师资调配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果有必要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报请政务院批准。
同时《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还对各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综合性大学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与各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但如中央高等教育部认为必要，得与某一有关业务部门协商，委托其管理……这样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教育制度就初步形成了，它的形成同时也为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图改造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