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大学招录考试与基础教育几乎脱节的现状，拓宽公立学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巴西教育部发起并组织了自己的“高考”（theNationalExaminationofSecondaryEducation，ENEM）。该项考试是对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能力和认知技能的评价。教育部“希望”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把该项考试作为入学标准之一。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认可了这项考试，2006年，高中毕业生中有74%的学生参加了这项考试。[11]不过，ENEM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入学的渠道，要想进入一流大学，依然要参加“Vestibular”考试。
政府组织的统一考试无论在意愿还是在实践方面的合理性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学校自主性诉求不断增强的挑战。事实上，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确保学术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安全性，强化大学和基础教育之间的联系，政府从来就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美国家，高校录取学生时，一般也会参照一些公共考试项目的成绩，不过这些考试，都是由非政府组织的专业考试机构承担，对于不同类型考试成绩的选择，自由裁量权在学校。当专业化的考试机构尚未建立，一套有约束力的社会诚信机制尚未完善时，政府组织统一考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当面对高校越来越多样化的诉求时，这样的“合理性”是否一直经得起检验？当面对城乡教育机会差异时，统一考试实质上是对农村考生及公共教育设施不发达地区考生的歧视，[12]并未如辩护者所言实现所谓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样为统一考试“合理性”辩护之“盾”反而成为批判者否定其“合理性”之“矛”。问题是统一考试是否能够一直成为“不完善社会”的遁词，一直成为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13]也许政府可能会不断完善、细化方案，但永远无法消解它自身引发的紧张。
（二）作为资助和补偿者的政府角色
政府作为资助者和补偿者的角色是改善不利群体处境，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差距过大的需要。从各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政府的政策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助学金或贷款等方式为那些符合入学标准，但又难以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学生提供资助。政府是对学生进行资助和实施补偿的最大或最主要的一方。但面临的问题是，随着入学人数的激增，学费的上涨，导致政府不堪重负。因此，政府尚需要对资助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和完善，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以缓减经费不足带来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面临着如何规避战时经济转型以及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经济萧条的威胁。在战争结束前，美国劳工部就估计，约有1500万退伍军人面临失业的危险。为了规避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当时的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theNationalResourcesPlanningBoard）提出了一揽子针对退伍军人的教育与培训计划，后来该计划被纳入到“退伍军人重新适应法”（该法案又称为“GI法案”）中，并在1944年被国会批准通过。该法案规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退役军人志愿入学者提供受教育的便利，并给予学费和生活费等补助。
GI法案相当成功，到1951年，共补助入学者800多万名，其中，入高等院校就读的近230万，入中等学校就读的近350万，有240万接受了在职培训。被大学授予学位的数量是1940—1950年间的两倍多，而获得学士学位或高级学位的百分比由1945年的4.6%增加到50年代初的2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