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行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推广。在巴西，为缓减不同种族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巴西政府汲取了美国肯定行动的做法，引入了颇受争议的配额录取方式（Quotas）。2004年，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要求所有联邦大学把一半的招生名额分配给公立中学的学生，这些名额将要求大学按照所在地非洲裔、本地人以及其他种族在人群中的比重进行分配。事实上一些联邦大学和州立大学在此之前已经实施了不同形式的肯定行动。巴西最好的大学之一，巴西利亚联邦大学（FederalUniversityofBrasilia）有20%的名额专门为黑人学生预留，而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thestateUniversityofRiodeJaneiro，UERJ），在2001年就拿出40%的名额预留给从公立学校毕业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学生。[8]
不过，受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肯定行动受到压制。如前文所述，1996年加州209号修正案获得通过，禁止将种族因素作为制定高校招生政策的依据。在巴西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根据民意调查，多数大学校长反对配额制。主要是实行配额违背了根据分数、能力为标准公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做法。另外，根据一项调查结果，那些通过肯定行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学生对此并不感到所预料的庆幸，由于学业成绩跟不上，使他们的处境颇为尴尬。[9]这些情况表明了“肯定行动”的式微。
政府对大学招录标准的影响还体现在全国统一性考试制度的建立上。为此的辩护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依据自身权威性确保高校招录考试的科学性、安全性和公正性。有研究者认为，统一高考不仅公平、公正、公开，可比性强，而且节省人力、财力和物力，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全国统一高考后，虽然今年来备受争议，但其招录方式至今依然无法根本改变，其核心就在于在诚信制度尚未完全健全的今天，还没有哪种看似“合理”的方案能获得大众对“公平性”的预期。统一高考制度尽管不是最优方案，但至少目前也是一个次优方案，对中国而言，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具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必要。[10]
为国家统一考试制度辩护的另外一个理由则是加强大学和基础教育之间的衔接，保障公立学校学生和公共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仅仅从理论分析，大学选择自己“合适”的学生似乎没有必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成绩和教育质量。例如在巴西，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联邦大学处于整个金字塔顶端。它们受联邦和各州资助，并且从教育部和规划部（MinistryofPlanning）获得巨额项目资助，设施先进，精英荟萃，能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并且几乎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公立大学入学竞争非常激烈。所有学生必须通过由大学或大学联盟自行组织的入学考试“Vestibular”。该考试是大学基于自己的需要组织的高选拔性考试，与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太多关系，只有在进入私立学校或者进入专门开设的辅导班（pre-vestibulares）才有可能在这一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这些辅导班一般由私人开设，收费昂贵，多数情况下，只有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才能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