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速成中学的停办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升学政策的转变至少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依靠“工农”“干部”这样的政治身份获得正规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像它初创时那样了。同时也表明，在它导致的体制内紧张和冲突中（服务工农、服务经济建设的双重使命），服务经济建设、注重学术标准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开始处于优势地位。学术标准日益成为比“政治身份”更为重要的入学标准是教育事业恢复和经济建设发展对教育质量诉求的必然反映。
依据学术能力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基本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很快恢复了高校的招生，以选择和培养服务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但在1952年之前，高校实行单独招生，单独录取的办法。1952年，针对当时高中毕业生难以满足高校招生需要的情况，建立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国家实行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即统一计划、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报考和统一录取调配。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对学生学术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先前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形式主义偏向遭到了批判，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成为这一阶段文教工作的总方针。[55]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先前把成绩考核看作阻碍工农子女入学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开始强调成绩考核的重要性。[56]马叙伦在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讲话中也指出，高校招生要注重质量（包括政治质量、健康条件和文化程度），要求适当提高文化程度方面的录取标准，做到宁缺毋滥。[57]这一要求即使对进入工农速成中学的工农干部和调干生也不例外。1953年，为了保证高校录取新生的质量，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干部学生升入高等学校考试办法》，规定了干部补习班干部学生升学办法，要求调干生一律参加考试，不经考试或考试不合格，不得升入高等学校。[58]
除此之外，政府还借助行政权力，动员扩大报名人数，提高选拔比例，保障录取新生的质量并确保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
从表3-7中可以看出，通过动员社会各方面成员参加高考，高校录取比例在逐年递减，相应的选拔程度在不断提高。
表3-7 各年份报考人数、招生人数和录取比例 （单位：人）
对教育质量的强调同样体现在对教育结构的调整方面，而这一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种标准之间的冲突。《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规定，要采取短期速成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大量举办专修科，迅速有效地为国家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但到1953年，专修科却被看作一种过渡性质的制度和办法。随着“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发展”政策的出台，明确要求高等工业学校应逐步减少专修科招生名额的比例。195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各项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质量为重点，专修科除必要外，应尽早停办。[59]这就导致专科学生人数锐减，学生更多地被要求更高的本科院校吸纳（见图3-2）。这种单一、同质的机构必然使学生和学校之间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它只能在学生屈服于学术标准和学校屈服于政治标准之间进行选择、平衡。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了前者，而在教育“革命”时期，选择了后者。
图3-21949—1957年本、专科学生在校生比例
对学术标准的强调，必然会影响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曾昭抡指出，由于工农劳动人民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现阶段吸收具有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直接进入高等学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60]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在1952、1953年的新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在新生录取比例中不及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