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构高等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以迎接经济建设**的到来。在这支队伍中，作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工农大众（主要是工农干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这一任务，而是必须经过一个知识化的过程。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的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技术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教育；中国要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赶超，把中国建设得更好。”[48]这其中就蕴含着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这一命题，即要求工农干部努力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准，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我们回溯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和工农教育方针的变迁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工农速成中学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工农干部输入“正规”高等教育系统的，它是在新中国重建任务繁重，人力短缺（旧有的知识分子面临改造，高等教育需要调整）时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举措。但是，这种借助“政治身份”进入高等教育的举措一直面临着其自身如何融入这种“正规化”体系中的困境。[49]同时，它还面临着追求质量标准的“正规化”高等教育的质疑。[50]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教育事业恢复和调整的完成，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55年，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和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51]同年7月，教育部、高教部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通知》指出，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目前是办不到的。今后对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习，应坚决贯彻业余为主的方针，不再采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因此，决定工农速成中学自1955年秋季起停止招生。这实际意味着工农教育被排除在正规的教育制度之外。
与此相对应的是，针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进入高校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在《高等教育部人事第二司关于195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意见》中，针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由附设的高等学校，根据高等学校的要求、毕业生的条件、升学志愿，经过毕业考试，部分地（有条件亦可全部地）直接升入所属的高等学校。
（2）未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和虽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而未能直接升入所属高等学校者，一律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试题可以照顾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特点，单另拟制），合乎高等学校入学条件者，录取入学。
（3）不合高等学校入学条件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不必勉强吸收入学，由原毕业的学校联系有关部门酌情分配工作。[52]
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5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对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升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由先前的“一般地直接”进入高等学校转变为“在与一般报考青年成绩相同或相近时，优先录取”。[53]在这样的规定下，一些学校开始以保障质量为“借口”不愿招收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