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通过“五个并举”事实上形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学校，它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一部分学校侧重于普及，如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而一部分学校，如全日制学校则承担着提高的任务。这一带有“双轨制”性质的制度设计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其平等性的质疑。对此，陆定一承认这一制度的不平等性的确存在，不过他解释道，现在的不平等是为了将来的平等。[34]
然而，在“**”时期，这一制度被看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旧教育制度的残余而受到了批判。《纪要》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35]和“七二一指示”[36]描绘了一幅浪漫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蓝图，即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军、学农，强调政治挂帅，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彻底破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旧教育制度……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老解放区的基本经验，它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更具有政治和教育方面的意义，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消灭劳心和劳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克服教育脱离生产、脱离工农，进而脱离政治的“唯一方法”。[37]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陆定一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是又红又专，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的工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他看来就必须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使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消灭两方面的落后现象，即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轻视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
《指示》中对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所有的学校都被要求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的课程，学校应在所在地区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办农场和工厂。[38]这一点在“**”时期被推到了极致，这从上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可以看出。并且，在“**”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济意义已经让位于这一结合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即更被看作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防止修正主义的主要措施。
在教育“革命”时期，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在破与立之间进行艰难的探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在三种传统之间的冲突中最终确立了苏联模式的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教育“革命”时期，则是试图打破苏联模式所强调的正规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传统，而尝试建立起一种革命化、劳动化、大众化的教育制度。[39]最终的目标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种尝试几乎是在一种大破大立的过程中进行的，两者的冲突构成了认识教育“革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认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状况的基本线索。
[1] 郭艳，陈兴玛.“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的起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2）：104-108.
[2]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A］.瞿葆奎.中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31.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