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我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影响，探索适合本土实际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这种探索和尝试除了苏联模式本身与教育“革命”时期的任务和使命不适应外，它还受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如“波匈事件”、中苏交恶，以及国内“整风”和“反右”运动等，这些因素是推动中国教育体系建构的外部因素。同时，中国自主意识的觉醒则是推动探索的内在动力。[21]这些因素不仅引发了中国教育体系的自主建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建构的性质和方向。
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2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方面。而刘少奇关于《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和陆定一《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则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过，大规模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的教育发展道路则集中体现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和后来的“**”时期。我们可以从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23]和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窥其一斑。其中《指示》所确定的方针路线直到“**”期间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时，它仍然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1964年曾说，（《指示》）所确定的教育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不对。[24]因此，《指示》就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主要依据。
《指示》是在吸收老解放区经验和建国后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纲领。它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认为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同，后者提出的“两个估计”的判断，[25]基本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成就。不过，《指示》同时也批判了以往工作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它要求同那种“为教育而教育”“劳心和劳力分离”“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指示》还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工作勾画了清晰的蓝图。
（一）注重意识形态控制，加强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注重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党的领导一直是建构教育体系的认识基础。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重构一种新的教育体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行政控制是结合在一起的。然而，由于对在“反右”运动中提出的“专家领导”和“教授治校”等口号被看作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斗争。[26]因此，在教育“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的领导被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成为确保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方向不被修改的重要举措。《指示》中对教育方针的提法从先前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且再次重申“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认为“一长制”容易脱离党的领导。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各部门抽调了1000名高中级党员干部（其中司局长以上干部200名，处科级干部800名），加强文教战线，派到高校担任院长、党委书记的就有100多人。[27]不过，《指示》颁布之后，有关部门并没有很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直到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十六条》）的发布才使“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制度上明确起来。[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