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批判存在于对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对干预的实际效果和可能带来的后果上。诺奇克指出，在西方社会中，没有任何集中的分配，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没有资格控制所有的资源，都没有资格共同决定如何把它们施舍出去，[15]政府的干预不仅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损害自由。例如，优先政策阻止学校选择更合适的学生。而在哈耶克看来，那些许诺通过政府计划能够带来更大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张，事实证明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他引用沃尔特·李普曼博士的话指出：
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事务加以组织起来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愿望；随着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必然报应。[16]
批判的声音还有对在优先政策中受惠群体的关怀，认为这一政策会损害他们中一些人的自尊，因为，如果没有那些政策，他们能够同样获得机会，但他们无法判定自己不在受益者之中。[17]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乃是一种“保障个人权利”，“缩减政府功能”的原则。他们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依据他所选择的方式生活，只要他尊重别人同等重要的生活。[18]进一步而言，他们坚信，自由的竞争不仅有利于个人自由的维护，而且有利于平等的实现。因为它给予每个人同等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国家既不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也不能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因为它与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是相悖的。[19]
对于这一主张的现实回应，是肯定行动在美国的一些州开始被取消。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209提案”（Proposition209），全称《加利福尼亚民权动议》（CaliforniaCivilRightsInitiative）开始生效。“209提案”规定，加利福尼亚州在公共就业、公共教育，以及公共合同领域取消了对少数种族和妇女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其他多个州也先后通过了类似的法案。[20]于是，长期以来在解决与种族主义历史休戚相关的社会不公问题上，原本大有可为的政府以及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相关机构被拒之门外，市场取而代之，成为决定谁接受高等教育，谁不能进大学的因素。[21]
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建立在对完全自由竞争社会的推崇和对完全“计划性社会”的批判基础之上。然而，自由主义者是以“社会契约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国家理论的合理性、正当性和魅力存在于两种不同但又相关的理想中。一种是“自律”的理想，将契约看作一种人的自由行为，其道德性存在于订立契约的自愿性质之中。另一种是“互惠”的理想，将契约视为相互帮助的工具，其道德性依赖于交易的公平。
但是，实际的缔约情境都是不完善的，在达成契约的经验过程中，当事人在信息、知识和能力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局限性。因此契约论的两种理想之间的内在矛盾往往使缔约者处于下面两种可能处境之中：出于“自律”理想，我应该承担履行自愿达成的契约义务，但契约包含着产生不公平结果的内容；出于“互惠”理想，我应该承担履行具有公平结果的契约义务，但契约的最初订立是不自由的，我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22]另外，自由主义者也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强调政府应当有所作为，但要求政府的行为应该严格地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下。他们相信法治，认为法治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然而，正如哈耶克自身所强调的，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集权政府极有可能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但无人会承认这样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因此，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23]但自由主义依然面对的诘难是：其一，政府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名义下对自由竞争的“失败者”置之不理是否是“正义”的？其二，那些具有相同“天赋”的人，却由于社会和文化的不利条件无法获得“相同的成功前景”是否是正义的？其三，哈耶克所讲的法治是谁的“法治”？前两点正是罗尔斯试图解决的，而第三点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的。
由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崇尚没有顾及自由本身所受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理论本身也带有理想的色彩。如果在一个不能实现完全竞争的社会，主张自由竞争而放弃政府在促进社会平等和福利方面的积极作用，必将导致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即便是人与人的竞争是在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进行，其结果也不仅是强者最终获胜，而是强者企图使自己永远成为胜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巨变，贫富差距扩大，不同阶层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均的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克罗利指出，为了国家目标的利益，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企图的存在，而且要预先采取措施阻止其发生。[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