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原则在教育机会分配中的应用体现在“肯定行动”中。尽管“肯定行动”在美国多数州被取消，但德沃金依然以和罗尔斯相同的逻辑坚定地为此进行辩护，他指出没有人能公正地申明他的权利被肯定行动计划所侵犯。原因有二：其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具有的许多相关特性并非他们自己得来的；他们的天赋智商、家境、社会文化机遇等，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都是人力控制之外，取决于运气的好坏。其二，能算作特殊任务所要求的资格，取决于该任务恰好要求的那些品质。个人不可能拥有优先于或独立于公正社会制度所可能赋予的那些价值、优点和应得。只要优待政策是出于某种价值目的而有利于人们，而不是判断人们本身价值的优劣，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基于种族的排斥动机不是发自偏见，而是发自“手段性计算”，发自对“社会优先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的合理计算”这样的理念，就是正当的。[37]
尽管与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内格尔还是从社会融合的角度为肯定行动进行了辩护，他指出，尽管优先政策不是公正原则所要求，但它们也并非严重不公正。他指出，一项针对黑人和妇女的优先录取政策的做法不会伤害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自尊，因为，这种情况产生，只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占有总体支配地位，而且这种做法的目的只是为了有利于黑人，而不是为了排斥白人。这项政策的意图是支持一个社会地位特别受压制的群体，这种压制对于那个群体成员的自尊、对于社会的健康和内聚力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亚当·莫顿也认为，尽管这一做法就本身考虑也许是不公正的，但是它对长期公正的更大贡献使它得到认可，因为它消除了一种长期不变的模式。[38]
罗尔斯通过否定天赋应得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依靠个人能力自由竞争的本质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根源。尽管解释路径不同，更多的批判者加入了进来。他们指出，尽管能力本位取代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仅仅停留于此却并不会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平等，因为个人能力的获得与其所处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愈是单纯地强调这一标准，愈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布迪厄在批判那种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不承认任何不平等的观点时指出，对能力的崇尚是通过竞争性考试来实现的，考试在完全保证考生的表面平等的同时，却以不具名的方式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考试所保障的表面平等只是把特权转化成了成绩，因为它使社会出身继续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更加秘密而已。[39]鲍尔斯分析到，这种能力本位实际上是上层阶级规定并维护的一套比赛规则。[40]这一规则看似公正，其实并不公正，它通过创造一种人人皆可变动社会地位的神话，在使自身合法化的同时，也在复制社会的不平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通过自由竞争以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努力，其结果并没有使学生队伍总的社会结构有重大的变化，获益者总的来说是有特权地位或半特权地位的人。因此，需要对自由主义哲学所遵循的逻辑（即入学和升级应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才能，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认真的审视。事实上，所谓“能力”，其特定的标准乃是客观测验的分数和考试成绩，而这些标准都与学生的社会背景有关。[41]例如在英国，人们越来越多地以才能而不是学校或家庭的声名作为评价依据。然而，尽管阶级偏见在降低，但影响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强大。英国已经越来越“唯才是举”，但人们获得才能的机会与以往一样还是不平等。[42]
当然，罗尔斯把天赋才能的分配看成是共同的所有物的观点以及其差别原则依然遭到自由主义者的不断质疑，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补偿原则已经成为各国政策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法国高教改革委员会主席雅克·阿达利在《构建欧洲高等教育模式》中认为，处于困难处境的优秀高中学生应当得到长期高等教育学习的低风险保障，高等教育应当有助于社会不公正的缩小，在财政和文化上帮助处境不利的学生获得同样的权利。
为了改善不利群体的处境，实现针对不利群体的补偿，政府的介入是合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王绍光认为公平的自由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保障下才能实现。[43]福山也指出，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是严重问题（如不公平、疾病、贫穷）的根源。尽管在对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强度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保障人们获得平等的机会方面，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推动政府干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高等教育本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知识产业凸现。现在世界的运作越来越依靠知识和它的应用。国力的增强与知识的生产性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资源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多地体现在知识和技术的高低上。其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使高等教育被期待承担起推进社会民主化、创造一个相对没有等级的社会的责任。因此，克拉克·克尔指出，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太多部分和太多的人民来说，已经变得太重要，以致国家不能完全不管。[44]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从所假设的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提出来的，这样的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成功地实行公正制度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最终目的；同时，这些制度形式（公正的宪法和法律秩序）自身被人们看作善。[45]这使得他的理论具有一定乌托邦的色彩。基于自由主义的传统，把不利群体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依然归咎于个人不可避免的因素，他通过补偿原则改变不利群体处境的举措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利群体之所以处于“劣势”是起点（阶级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废除产生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